生态问题不仅是一个关于政治决策和社会政策的现实问题，在学理上还是一个有着巨大政治哲学深度的理论问题①，引发了人类自然观念和自我意识的一次新启蒙、新革命。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的伦理学，它所关注的始终是政治的道德层面，意指一种特定取向或样态的政治实践或认知的哲学世界观及其价值基础，或者说是关于为何以某种方式践行或阐释某种形式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据。②生态环境危机就其根源和本质来说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现代性批判对自然、对科学技术本质、对人本质的需要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概念的重新理解。传统工业文明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念的指导下，在给人类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环境灾难。当前环境危机的解决，亟待批判、发展和创新其政治哲学基础，即从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的征服自然、经济理性、资本逻辑等价值观念，转向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的生态哲学观。而与此同时，基于原有政治哲学基础的环境传播话语实践也面临反思、重释乃至新构。 一、视为“危机学科”的环境传播及其话语限制 环境传播是传播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环境传播是构建公众对环境信息的接受与认知，以及揭示人与自然之间内在关系的实用和建构的手段。③在国外，环境传播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而在国内“环境传播”正式进入传播学界虽然已超过20年，但其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环境问题的急剧蔓延期待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包括环境治理在内的社会治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能仅仅局限在建言献策的“形而下”层面，而是需要提升到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层面来彰显其实践智慧。 环境传播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之时，正值污染、生态灾难、技术风险等环境危机开始涌现。危机既包括人类造成的对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威胁，也包括社会机构未能成功地应对与解决危机所带来的压力，环境传播因此被视为“危机学科”④。罗伯特·考克斯也指出“环境传播是旨在构建良性环境系统和培育健康伦理观念的危机学科”⑤。这一学科定位决定了其主要致力于环境危机和问题的理论建构和解读，也包含致力于改善环境危机和加强环保意识的伦理责任。在传统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影响下，既有环境传播大多受制于“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人类二元对立”“经济思维主导”的价值导向，其话语多以风险、危机与冲突的范式呈现。但环境传播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带着人与环境成为和谐共同体的理念，用传播手段帮助人类社会认知、建构进而改变对环境的理解和形成价值判断的框架。⑥ 整体来看，西方学界环境传播研究主要体现为三种话语范式，分别是环境新闻研究范式、功能主义研究范式、社会建构意义框架。⑦约翰·德莱泽克将环境传播话语概括为九种类型，分别是生存主义环境话语、普罗米修斯主义环境话语、行政理性主义环境话语、民主实用主义环境话语、经济理性主义环境话语、可持续环境话语、生态现代主义环境话语、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话语、绿色政治环境话语。⑧ 而国内学者有关环境传播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环境保护、环境新闻、环境运动、环境风险、环保实践、绿色媒体、环境抗争等相关领域，出现了一些极具本土特色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刘景芳指出中国环境传播的话语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介绍西方理论，尤其是话语修辞理论。二是对环境新闻与报道的研究，近年来围绕有关气候变化、水污染、大气污染等热点环境议题的报道所展开的话语研究呈现上升趋势。三是围绕公共参与展开的话语实践分析，以环境运动、ENGO(环境非政府组织)或民众抗争为重点。⑨可见，国内环境传播的话语也主要关注危机、冲突和抗争。这是因为中国卷入全球经济是以便宜劳动力和环境资源为代价的，而且由于缺乏严格的环境监管体系，在卷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自然的禀赋被破坏了，出现了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城市垃圾、能源衰竭等各类问题。而这些生态危机与其他社会危机交织，产生了近年来越来越频发的环境抗争。⑩在这些频发的环境抗争中，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抗争性话语。(11) 总体来看，中西方环境传播的话语范式整体具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自然大多被看作是人类利用和开发的工具，而这一视阈下媒介话语主要被限制在危机和冲突上，带有环境社会学中被称为“人类例外主义范式”的印迹，这不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 二、环境传播的政治哲学基础与价值转向 要改变环境传播的“危机学科”范式及其话语限制，需要突破环境传播领域中“就环境谈环境”的窠臼，转而在更深层上来反思环境危机的实质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不然容易拘泥于环境危机的“表层描述”。这正如赵月枝所说的，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环境传播，能够使环境传播超越具体情境下的应用层面考量，转向反思环境传播与现存的政治经济结构之间关系这一基本层面，思考重新定义人生活的意义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传播形态。(12)而刘涛通过对1938-2007年西方1041篇关于环境传播的研究文献进行内容分析，也发现贯穿始终的三个解读元素是话语、权力与政治。(13)简而言之，环境传播如果没有政治哲学的思想高度就不可能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无法真正地解决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