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的导言中写道：“对于不同种类的词，尤其是那些牵涉到思想及价值的词，(词典式)定义方式不仅不可能而且是一个与之无关的过程。”名词常常在“追求明确性”时面对“相关问题”，具有语义丰富的整体世界①。在传播研究的历史中，作为最重要概念之一的“大众传播”就具有这样的“关键词”属性。无论是中外传播学教材中词频的统计②，还是有关大众传播媒介研究能否代表整个传播研究的争议，都将“大众传播”概念推向了审视传播学科与传播研究的关键位置③。 自20世纪60年代起，所谓传播学“被接受的历史”不断受到质疑，其中一点即是“将传播研究看作是大众传播媒介研究”④。对传播研究进行文化转向的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甚至干脆指出：“严格说来，并没有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是一种近来的文学类型……一种自我意识的创造(现在成了一种无尽的再创造)，筛选、分类、再整理累积的文本残骸构成一种统一的叙事。这种叙事最终服务于一系列目的：主要是关注、证明、合法化大众媒介这一20世纪的‘发明’，引导相关的专业教育与研究方向、赋予其学术地位。但是，这不是一种纯粹的历史(innocent history)，因为它是由于政治原因被发明出来的：为了培植忠诚、解决争端、指导公共政策、扰乱对手以及合法化制度；简言之，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就是20世纪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缩影。”⑤ 由此出发，传播学界中有人试图用“新历史”(New History)重建起“异议的记忆”(contested memories)⑥，以应对“被接受的历史”可能带来的危害。“异议的记忆”认为大多数现存历史顽固地内在化，而忽略了外在的知识影响，更不用说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特别是忽略了很有意义与启发性的领域制度史⑦。对于粉饰史学与辉格史学的批判使得“新历史”重新审视我们耳熟能详的学科历史“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或者“再解读”主流所掩饰甚至歪曲的历史。其中，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人所领衔划分的“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再次成为论辩的焦点。“大众传播研究”被“新历史”看作是二战与冷战的遗产残余⑧，是“赞助和地缘政治的一种偶然结果”⑨。 从传播研究的正统代表到被妖魔化为金钱与政治的附属产物，有关“大众传播研究”历史地位的争论典型地呼应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⑩的论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放在今天来看，不管是传播研究的功能主义、效果研究还是“十字路口”的学科特征都能在“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中找到源头，而传播研究长期为人所诟病的行为主义(11)、量化传统(12)、局限于短期效果分析(13)、缺乏知识贡献(14)、价值立场可疑(15)等缺陷同样常被归结到“大众传播研究”的传统头上。伴随着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6)、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17)、泰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8)、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19)、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20)、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21)等人对传播研究传统范式或批评、或失望、或替代、或谩骂、或反思、或再造的著名评论，“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真正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然而，任何学科，从本是充满了断裂、冲突、复杂因素的知识动态史转化成辉格式的、渐进发展的、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核心的符号霸权史，都难免形成知识史与建制史纠缠不清的情况。二元对立式的话语抵抗和重新发现式的文本解释固然能对既存的学科现状产生“反思”，但是，如果将历史批判仅仅降格为所有学科都会经历的“永久性制度结构”(22)，则会既在细致区分学科话语内部紧张与外部冲突上乏善可陈，又没有能力处理以“反学科”面目出现却以实现“学科化”为结果的传播“问题”，最终将所谓的“反思”变成轻飘飘的学院游戏。 因此，重新梳理“大众传播研究”所聚焦的“大众传播”问题就显得很有必要。在对“大众传播研究”历史“慢镜头”式的再现中，本文希望使“大众传播”这一“时代不可动摇的文化表征”(23)反映出时代问题与学人的宏观立场，从而留给后来的研究者更大的余地。尤其是对于异国情境中的研究者来说，只有自主地思考另一个地方的学人曾经面临的问题、他们如何应对危机、他们的“学术与政治”是怎样的，才能看到一个更复杂的美国与美国社会科学，进而探索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传播研究中来”(24)。 与“正统”学科史或者“新历史”不同，这一历史梳理首先拒斥对于“正统”传播史学的过分妖魔化和对学科建制关键人物的个人臧否，考虑如何使建制史与“新历史”所促进建立的知识史(intellectual consequence)(25)就其背后支撑的思维与话语模式形成相互间的平等对话，而不是轻易地攻讦与质疑；其次，把传播研究放到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中，既尽量防止后来“学科”话语可能形成的遮蔽，也尽可能避免学科历史审视中过多的“代入感”——即或者将目前传播学科的问题笼统投射到对历史的不满中，忽略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学科发展语境的差异；或者以当代的理论框架去批评前人；或者将重心放到知识体系与结构设置层面，而轻视背后的历史和现实渊源——这些，都不是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最后，关注传播问题的学者们在大变动时代的实感经验、做出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选择，往往比他们最后呈现的文本更有价值，如斯金纳强调“尽量不去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26)。简单说，“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凭借概念成为历史”(27)，对于“关键词”的理解不仅应从某一概念的精确定义及其断裂与延续出发，更应从历史展开过程出发，以使用者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