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5.04 对于1949年后台湾学术的研究，已成为各领域学术史的一部分，甚至钱穆、牟宗三等学者本身也已成为某种精神象征。然而传统研究往往沉浸于各学科内部，着眼于学者公开著述的内在义理，却疏忽了学术群体与各种权力复杂交织的情形，缺乏对思想随时势而迁变的体察。由于未能阐明学者身处的具体情境与焦虑，因此仅局限于讨论威权对知识的迫害与反抗，遂使得港台学者被型塑成相关领域内部一套单一的话语符号。随着知识社会学方法的传入，学界逐渐意识到以往被遮蔽的学术与政治共谋等现象。如近年来有研究还原了冷战时期美台宣传部门与文教界人士共同进行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也有学者论述民国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对公众事务的介入及依附性命运，或有研究从个别学者或期刊的心态与风格转向分析其时代动因，或分析文化论战中隐含的台湾认同问题，或重审被忽视的学者群体内部矛盾等①。此类研究虽各有用力，所惜均围绕特定人物、事件或期刊进行讨论，且偏重于现代政治或学术史其中一端，又囿于档案文献的封锁限制，未能深入对台湾战后“知识与权力共谋”这一主题进行阐发。 2017年初笔者在台湾访学期间蒙《新亚学报》主编翟志成教授帮助，偶见一封《徐复观致刘殿爵信》，尽管信末有“此信望您保留，在我死后您想方法发表”之语，但刘殿爵先生直至逝世始终未予刊发。徐复观自1943年因驻延安后所撰报告受信于蒋介石，被委任以“军委会”高级参谋长等职，此后长期在侍从室第六组任机要秘书，与谷正鼎等人从事情报分析工作。1949年随蒋赴台后办报治学，以《民主评论》为阵营宣扬新儒家学说，1955年于东海大学任教职，1969年后转香港执教。该信即写于徐复观离台赴港次年②。信中除提及其赴港后研究计划外，还提到1969年6月26日其先遭东海大学校长吴德耀及教会势力逼迫退休，后因蒋经国领导的知识青年党部操作被台湾公私大学全面封杀拒聘，台大哲学系洪耀勋欲请徐兼课亦被毛子水、沈刚伯、屈万里反对等事③。徐复观是典型的迁台后知识分子，他不仅在台海两岸对峙时期积极参与文化与政治评论，而且在从事教职后持续对学术界内部进行批判，在信中更透露其晚年因政治、宗教与学术三重势力共谋压迫而凄惨离台。鉴于此，本文并不专论徐复观或某位学者的交游言行，而是选取五个侧面切入当时的学术与权力关系，分别讨论20世纪50年代初港台学术氛围、五六十年代传统文化学者与政治的复杂纠缠、蒋介石与教会共谋的渊源及西方教会势力对文化的干预、义理与考据论辩背后的隐性权力。2017年4月前后，台湾“国史馆”陆续将蒋介石和蒋经国档案(“大溪档案”)解禁开放，此类史料为前人鲜见，藉此则得以从政治层面俯瞰学界。本文所作，意在通过历史语境学的手法对思想文化进行一种解释，亦希望向当前社会展示政治与学术隐性共谋的形成过程，以相戒惧。如有不足，敬请方家指正。 一、战后滞港知识分子的文化共谋 1949年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愈加重视对香港文化人士的利用，这自然与当时的战争态势有关。自渡江战役后，不少知识分子势必在政权之间作出最后的抉择，但对大多数无党派知识分子而言，当时的文化忧虑倒在其次，首先考虑的还是区域政治势力的持续性，以及能否谋得稳定教职以维持未来生计④。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乃至华南沿海诸县市便不啻为一个极好的进退观瞻之地。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由于国际形势的紧张，作为自由港的香港成为突破美国封锁转运物资、获取外汇和收集情报的唯一地点。而香港殖民地政府也别有用心，虽然1950年后香港殖民地政府对当时政治活动均严格取缔，但其一面利用蒋伪政府破坏中共在港组织，一面利用中共制约台湾势力，其用意即在于预设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因此想尽方法敷衍周旋，以期减少中国大陆一方对香港之压力，若战事爆发则可随机与台湾达成合作。对蒋伪政府来说，由于其密切关注当时在港组建第三势力的人物，因此借助港英政府则能有效对该派势力予以打击，如顾孟余、邓龙光等第三势力经港府传讯申斥后不敢再活动即为一例⑤，且蒋伪政府败退台湾后，唯有香港与大陆一衣带水，其地缘形势远胜于在菲律宾、曼谷、新加坡等地重新安插势力⑥。正是三方之间互相制约的局面，以及冷战长久延续的国际形势，香港最终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知识分子的核心区域。 自1949年下半年起，随着解放战争形势发展，逐渐有国民党背景的文化人士渗入该地区观察知识分子心态动向，并积极展开收买与舆论造势。雷啸岑，曾任重庆市教育局局长、《中央日报》社主笔，1949年后承“中宣部”许孝炎之邀举家迁香港，任国民党喉舌《香港时报》社总主笔⑦。1950年1月14日，雷氏向当时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黄少谷与“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发信，该信内容即关于争取熊十力等香港文化界反共作家并编印“救国丛书”以建立一套思想体系的计划，信中表面称“现时各部分人士以民主自由为异端，此甚危险，将误导苍生万劫不复，吾人谨以此集体工作发扬正义，阐明路线，期能涵盖并包笼罩群言，而不必采对立矛盾形势”，实则亦暗含一种对时局与战略的分析。在雷啸岑看来，国民党败退或多或少根源于对知识分子政策之失误，如信中委婉地指出：“吾党对忠诚而善良之智识份子素采疏远政策，致令若干反共有能力者蹙蹙靡骋，随伪浮沈。”可见，其已预感到当时蒋伪政府若再不争取知识分子的归附，随着战争形势的败退，政权的合法性势必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雷啸岑信中还说：“最近共党见黄冈熊十力先生穷困九龙，乃百方游说，将熊接至羊城住省府招待所，不久将送赴北平，熊之思想言论皆与唯物论极相反，然共党竟有此招，藉熊作号召耳。吾党固无此气魄也，何以奋争耶？”⑧由此其要求编印禁书的经费不论多少，希望能一次拨款给付，并且要避免官式程序与手续。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资金链不受内部党务的掣肘，另一方面则与该工作的私密程度相关，因为在表面上其唯有避免党派身份以及党内经费来源，才能使言论获得公信力，故信中称其“决不以官称事业自居也”。信掷出次日，为恐意外，复紧急补寄一函给黄少谷，信中希望“表面上勿作成与台方某君对垒形势，事实上勿蹈过去遇事干扰胶守统制成规之令人不愉之办法即足也”⑨。由丛书撰写计划来看，此番行动也不同于以往低级的舆论宣传战。在第一期丛书中，其拟定十本书的撰写计划，分别是张国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唐君毅《唯物辩证论批判》、钱穆《中国政治制度研究》、郑学稼《自由主义与中国》、雷啸岑《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胡秋原《世界文化史的发展及其前途》、张丕介《中国土地制度之探讨》、黄震遐《世界史程中之中国》、罗梦册《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张六师《从军事观点论反共战争》，第二集丛书更拟将牟宗三、成舍我、沙学浚、林一新、胡拙夫、程兆熊等人纳入，可见雷啸岑之编书计划，既希望有效扩大思想宣传的权威性，也相当于救助当时滞港的知识分子，实则是通过维持知识分子生计从而巩固国民党一方的文化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