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9)06-0099-07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四分五裂、战乱频仍、积贫积弱的境况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清末新政与资产阶级革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随后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则构成了该时期历史的另一面观——国人抗争与救亡图存。在这段不断抗争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过程中，知识分子群体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关怀。目前，学术界对该领域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总体来看，针对个别人物的个案研究或者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较多，整体性、系统性研究成果缺乏①。本文拟就当时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关怀的历史情境、主要途径、面临困境以及独特价值作出系统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政治关怀的缘由及特征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比较普遍地在学术追求中融入政治思想、政体选择等内涵，或者以此作为学术追求的旨归而为某种革命或改良势力张目，甚或直接投身于各种政治实践当中。 1.政治关怀源于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 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对政治表现出的强烈关怀，直接肇始于其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和对时代使命的担当。他们中既有从一开始就抱定决心学习西方思想以挽救民族命运的代表，同时也不乏中途“转行”投身政治思想传播或政治实践的典型。20世纪初期，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在对中国国情和外部世界有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后，在学习专业上较为普遍地选择了直面社会现实的人文社会科学，不少学生还由自然学科转向了人文社会学科。如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意识到医人之身体不若医人之思想更为紧要，故而弃医从文。曾做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也有类似经历，他190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时先入农科，当时他认为“中国既然以农立国，那末只有改进农业，才能使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得到幸福和温饱”，但后来明白了“农科固然重要，但是还有别的学科对中国更重要”，“除非我们能参酌西方国家的近代发展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否则农业问题也就无法解决”，而且“眼光可能就局限于实用科学的小圈子，无法了解农业以外的重大问题”。于是他“毅然决定转到社会科学学院，选教育为主科”，且立志“今后的工作就是找出中国究竟缺少些什么，然后向西方吸收所需要的东西”[1](P66、68、71)。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的文学造诣曾被鲁迅、郑振铎、丁玲等大作家称赞，但面对旧中国落后挨打和国人被压迫的惨状，他投笔从戎毅然参加了革命，1935年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著名作家梁衡称瞿秋白本“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如果他“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但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担起武装斗争的重担，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2](P4-7)。 不受任何功利性影响的“为学术而学术”固然令人向往，但脱离社会实际的书斋式研究绝不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题旨。北伐战争末期，蔡元培在当时的国立艺术院(今天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的开学演讲中，虽然反复强调“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但却也不得不托“三民主义”“总理(指孙中山)四十年的革命”及“北伐军也必须有美的、纯然无私的、勇敢的艺术精神，然后才能真的胜利”之名，为艺术创作找寻时代的价值[3](P214-215)。陈独秀曾对此强调：“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4](P29)对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而言，关注民族命运、探索救亡之途便是他们关怀政治的根本缘由。 2.在政治关怀中不忘学术救国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政治关怀与学术追求出现冲突时，他们内心仿佛更加倾向于以学术为路径表达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和使命担当，或者坚定地奉行其“学术救国”的主张。这一点在他们对青年学生“读书”与“救国”关系的辩证认识上便有充分体现。如蔡元培曾多次以“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来勉励学生，他既反对不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空读书，同样也反对青年学生盲目地为救国而不读书。五四运动爆发四个月后，他在回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表示：“这一次爱国运动，要是认定单纯的目的，到对德和约绝不签字，曹、陆、章免职，便算目的达到，可以安心上课了。”[5](P110)可见，蔡元培是在“救国之道”的高度上阐释青年人读书做学问的主要目的的，而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则明确认为“学生在求学时期，自应惟学是务”，但“并不是说学生应完全的不参加爱国运动”，只是不能因运动而耽误学业，“救国问题”“绝非一朝一夕空言爱国所可生效的”，青年学生做好学问才是救国之要图[6](P207)。 五四运动爆发后接替蔡元培暂代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就任时发表了一段深刻的论述：“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1](P110-111)胡适对学生爱国运动也有过充满感情的论述，他认为1919-1925年的七年间，学生运动中“最有价值”的是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虽然他把这两次运动解释为“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遇着国家的大耻辱，自然爆发；纯然是烂漫的天真”②，但他也认为“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7](P1146)。学生“干预政治，其实并不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干，这都是社会和政府硬逼出来的”，即使让学生来发起运动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但在政府卑劣腐败的“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要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8](P210)。这表明了他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同情和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在政治关怀中不忘学术救国，是他们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另一种思考和担当，也是他们“文人之良心”的特殊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