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称霸亚太地区的图谋由来已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就曾假借履行英日同盟而对德国宣战，并占领了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的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但美国构建的华盛顿体系迫使日本将胶州湾德国旧有租借地交还中国、日本军队撤出山东、同意中国赎回胶济铁路，这就遏制了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不干涉中国内政”遂成为1922年至1927年间“币原协调外交”对华政策的核心。1927年4月田中义一组阁后即制定了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和武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并派兵侵入山东，阻止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本政府的一贯目标，就是要将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自济南惨案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和各界有识之士便对日本的野心有所警惕。1928年5月13日，田中义一通过国民政府驻日外交特派员殷汝耕转告蒋介石：(1)“济事虽难，然自大局言，乃一小事。万勿因小事牺牲大局”。(2)派第三师团赴济南之目的，“除护侨外，实另有深意，此节虽不便明言，然绝非对南军”。(3)“张作霖不久必处决，请注意勿使满洲化为战区，否则日方舆论颇难抑制”。①田中义一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传递的信息十分明显，即已将东北三省和山东省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不过，蒋介石对济案的冷静处理，使国民政府在国际道义上占得先机。而田中内阁积极对华干涉政策不仅未能将东北三省同中国本土相分离，反而激化了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不信任和仇恨。在民族大义面前，张作霖最终表明了“停战息争”的态度。在田中义一的怂恿下，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但其结果不仅导致东北三省于1928年底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而且加深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②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蒋介石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学术成果不是太多，真正算得上学术论文的只有两篇。其中吴景平的研究运用较丰富的史料，基本复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原貌。③本文通过大量史料，对蒋介石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对其制定的“积极抵抗、预备交涉”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认为该政策之目的在于通过军事抵抗达到促使英美国家出面阻止日本军事侵略的目的。本文同时认为，一·二八淞沪抗战为局部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九一八事变与蒋介石下野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4个半月内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于9月18日上午乘永绥舰赴江西，19日抵达南昌后即得悉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的消息。20日下午，蒋介石从南昌乘船赶回南京，行前分别致电党政要员即赴南京，“会议对日方策”。④通过从二次北伐以来国民政府在华北和东北所遭遇的种种危机，蒋介石此时已经认识到“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所谋之道唯有“团结内部”和“注重外交”二途。⑤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国联制约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因为从华盛顿会议到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国际联盟对日本在远东侵略的遏制卓有成效。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日向日本公使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日军停止一切行动，即日退回原防地点”，并电令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请求联盟“主持公道”。20日，外交部又向日本公使提出第二次抗议，“除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域，恢复原状外，并保留提出正当要求之权”。⑥蒋介石于21日下午到达南京后，立即召集党政军高层开会，主张立即将“日军占领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会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认为“此时惟有诉诸于公理也”。⑦ 当时的中国能否以一己之力单独抗击日本，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定“力避扩大”宗旨，同时期待英美列强遏制日本的侵略。不过，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国家自顾不暇。英、法两国认为关东军对于中国东北的进攻威胁了苏联远东地区，反而予以默认和鼓励。⑧美国则对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深为反感。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Stimson)表示应“使日本人知道美国正在关注日本的行动”，而国联和中国政府均希望“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⑨美国本想与英国一起施压于日本，但因英国没有明确表示意见而作罢。9月22日，国际联盟决议，“通知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蒋介石认为“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对内统一之良机”。⑩对于张学良“要求外交早日解决”东北事变的请求，他让万福麟转告张学良，“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不如委诸国际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11) 但日本政府不接受国际联盟决议，主张中日直接交涉，国联的态度因而软化。9月25日，美国政府照会中日两国，表示希望依照有关国际条约和平解决事变。10月11日，英国公使蓝普森(Miles Lampson)会见国联调查团中国代表顾维钧，称他接到英国外交大臣电报，令其劝说蒋介石“勿坚持以撤兵为交涉之条件”，并称英美舆论在此问题上已经“渐趋一致”。蒋介石当即表示：“不论各国之态度如何，不计国联会议之结果如何，为保障我国国土与世界公理计，任何牺牲，在所不惜……非与日本决一死战，则我中国断难完成革命也。”(12)法国总理白里安(Aristide Briand)主张中国政府同日本“直接交涉”，蒋介石命令驻法公使施肇基“必严词拒之”，并令其“必以确定中国主权、门户开放、利益均等、共同开发经济及不得有特殊地位之原则”，提交国联大会讨论。(13)苏联虽在舆论上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但“只要没有苏联所担心的最后可能性——苏联领土将遭到日军的直接进攻”(14)，苏联实际上就会采取严格的中立主义立场。斯大林最终决定苏联不干预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9月23日，他致电联共(布)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指示“我们的军事干预当然要排除，外交干预现在也是不利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