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西方“帝国医疗”(imperial medicine)的推行，给中国传统社会和观念带来巨大冲击，往往引发华洋冲突和抗拒风潮。但反观1942年上海霍乱流行及防治个案，人们不禁要问：已届20世纪中叶，开埠最早的上海为何仍大量存在强迫注射等医学暴力行为？而这正是沦陷时期日本“帝国医疗”体系移植的产物。关于对“帝国医疗”或殖民医学(colonial medicine)的探讨，美国学者道格拉斯·M·海耶斯(Douglas M.Haynes)、大卫·阿诺(David Arnold)的研究颇具代表性，①而台湾学界亦紧随其后。②就大陆学界而言，虽然医疗史研究已有较为深厚的积淀，笔者却认为其着眼点仍集中于“现代性”、疾疫与国家及社会的互动、文化与观念等方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史研究相对薄弱，基本已是学界共识，③而在此基础上引入帝国医疗等理念进行分析者则更少。④日本学者福士由纪、中岛知惠子虽已关注到沦陷时期上海防疫中强制性、侵入性等帝国医疗特征，但在视角与史实层面仍存在明显局限。⑤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即帝国医疗的植入与普通民众因应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则为汪伪上海市政府如何将日本帝国医疗色彩浓厚的防疫措施植入到霍乱肆虐的上海华界？由此给社会带来新一轮冲击的同时，上海民众又有怎样的态度和反应？最终这种民众的因应将对日本在沪的帝国医疗造成怎样的影响？笔者利用上海市档案馆藏日伪时期档案及上海地方小报，以汪伪市府为论述主体，以历来受材料所限而多被学者忽视却颇能体现普通民众面相的华界地区为主要考察空间，进而展开本文的研究。 一、1942年夏上海华界霍乱流行概况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以往史志多认为上海最早有疫疠的记载出现于明景泰五年(1454)：“夏，上海县、华亭县大疫，死者无数”。但据嘉庆《松江府志》，笔者认为最早似应出现于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杭州、镇江、嘉兴、常州、松江、江阴水旱疾疫”。⑥霍乱于上海地区首次出现，应不晚于清道光元年(1821)，之后间或流行。然而1942年夏的霍乱流行，感染人数计2986例，其中华界占1956例，⑦后来的相关史志对此却几乎不加记述。 1942年7月7日，《申报》刊出一条令人闻之色变的消息：“昨日可怕之虎列拉症，业已在上海发现。虞洽卿路上海时疫医院收容之时疫病人中，发现其中八人所染为真性霍乱症”。⑧同日，汪伪市府警察局斜桥分局户籍巡官王霖向分局长王宝璲报告称：“南市区徽宁路及剪刀桥一带有流行性之虎列拉蔓延，患者已有六七家之多”。随后汪伪警察局巡官、蓬莱路宪兵队以及日军第1644部队防疫部军医等人员，迅速介入查勘⑨(调查结果详见“南市区传染霍乱病人调查情况表”)。 近代上海开埠以来霍乱疫情频繁，下层民众尤其是棚户、船民等贫民聚居的华界地区极易成为疫源地，并蔓延至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而疫势一般也远炽于租界地区。这一方面由于国家主导的医疗行政体系在华界建置较晚，⑩如饭岛涉就认为民间团体在这一时期的防疫中发挥了中心作用；(11)另一方面更与华界民众的生活水平密切相关，尤其在上海沦陷后，市民迫于生计，根本无力顾及“卫生、营养”。(12)1942年夏上海暴发的霍乱，其流行特点与以往相似，但在具体原因及应对方式上又有所不同。 南市区传染霍乱病人调查表
| 发现地点 | 患病者姓名 | 性别 | 年龄 | 住址 | 起病日期 | |
| 徽宁路剪刀桥 | 赵姚氏 | 女 | 53 | 徽宁路564号 | 6月27日 | |
| 徽宁路剪刀桥 | 戴阿炳 | 男 | 39 | 徽宁路560号 | 6月30日 | |
| 徽宁路剪刀桥 | 王吉安 | 男 | 32 | 剪刀桥14号 | 6月30日 | |
| 徽宁路剪刀桥 | 徐马氏 | 女 | 32 | 剪刀桥10号 | 7月1日 | |
| 徽宁路剪刀桥 | 封叶氏 | 女 | 36 | 剪刀桥16号 | 7月1日 | |
| 徽宁路剪刀桥 | 田邓氏 | 女 | 33 | 剪刀桥10号 | 7月2日 | |
| 徽宁路剪刀桥 | 倪周氏 | 女 | 52 | 剪刀桥10号 | 7月3日 | |
| 徽宁路剪刀桥 | 张叶氏 | 女 | 26 | 剪刀桥16号 | 7月3日 | |
| 徽宁路剪刀桥 | 冯加义 | 男 | 43 | 徽宁路754号 | 7月3日 | |
| 徽宁路剪刀桥 | 赵玉生 | 男 | 56 | 徽宁路564号 | 7月4日 | |
| 徽宁路剪刀桥 | 朱阿氏 | 女 | 4 | 剪刀桥18号 | 7月5日 | |
| 徽宁路剪刀桥 | 朱方支 | 男 | 26 | 剪刀桥18号 | 7月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