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为了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产业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奇迹，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到制造大国的转变，现正向制造强国迈进，人民生活正在从贫困走向全面小康。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国际视野、全球角度系统探研新中国70年产业结构演变的阶段性特征，科学总结社会主义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准确把握新时代产业优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产业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对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70年来产业结构发展演变的基本历程 新中国70年产业结构经历了基本均衡到严重失衡，再到基本均衡的发展演变历程，遵循了社会主义大生产规律，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向制造业大国的转变，并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历史飞跃。 （一）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重工业优先发展下的产业结构（1949-1978） 这段时期，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我国产业结构可以划分为两个小阶段：一是产业结构趋向协调阶段（1949—1957）；二是产业结构失衡阶段（1958—1978）。 1.产业结构趋向协调阶段（1949—1957） 新中国成立初期，不仅经济落后，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很低，而且重工业尤其落后，面临着快速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1949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为66.1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比重为70%，工业为30%，而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7.9%；[1](pp.Ⅵ-4)现代工业仅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将近90%的人口在农村生活；[1](p.Ⅲ-37)同年，中国钢产量只是美国的0.2%、前苏联的0.7%、联邦德国的1.6%、日本的4%。[2]工业如此短缺的国情以及我国对工业化国家赶超型发展的迫切追求，决定了我国不得不超越常规式结构转换的长期过程和早期工业化国家渐进式资本形成过程，直接发展战略性重点产业，否则赶超型发展就不具备稳定的产业支点。 1950—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与农业相比，工业经济恢复和发展更快，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速为34.8%，远远超过苏联16.9%、美国8.5%、英国2.2%、联邦德国16.2%、法国6.5%、日本19.5%的增速。[3](p.1147)这主要得益于这段时期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11.8%，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3年里，工业总产值增加额中，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增加的产值占48.6%。[4](p.229)“一五”计划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成为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段时期，伴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9%，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5.4%。1952—1957年，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与重工业之比从64.5:35.5转变为55.0:45.0，①产业结构基本协调。在这个时期，通过自己实践和借鉴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党中央基本形成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农、轻、重关系的正确认识，党的八大政治报告、《论十大关系》以及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就是这种认识的集中体现。 2.产业结构失衡阶段（1958—1978） 1958—1978 年，产业结构由失衡到基本协调再到严重失衡，这种变化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半封闭”的对外经济关系和苏联模式是外部原因。从国际环境看，西方的封锁禁运给我国的工业化带来很大困难。同时，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无疑具有很强的启迪作用。因此，接受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和走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政策。第二，改变贫穷落后的国民经济是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积贫积弱的国民经济。1952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电448度；而同期中国人均产量仅为：钢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电13度。[5](p.470)这种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经济落后状况，是导致新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赶超战略的根本原因。第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重要原因。1955—1977年，中国平均积累率为31.5%，不仅高于苏联26.9%、也高于保加利亚27.1%，匈牙利26.0%、民主德国19.6%、波兰27.3%、罗马尼亚24.1%、捷克斯洛伐克21.2%的水平。[6]高积累导致国民经济的紧运行和超出农业的承受能力，造成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第四，“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直接原因。“大跃进”期间，在基本建设投资结构方面，过于偏重工业。1958—1960年，国家对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平均为10.3:7.0:54.3，而“一五”计划时期的比重为7.1:6.4:36.2。[7](pp.96-97)1961—1965年，党和政府针对“大跃进”时期的经济体制及“供需错配”进行了调整，基本扭转了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和生活消费品严重短缺状态。1965 年，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与重工业之比为51.6:48.4，工业内部结构基本均衡。但是，“文化大革命”导致农轻重比例从均衡向失衡发展，如1978年基建投资中重工业高达48.7%，农业、轻工业只占3.6%和5.8%。[7](p.9)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间，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在以农业部门为经济主体的基础上，产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取得了在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成果，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并研制了核潜艇，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等。②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规模基础性建设，是为以后的发展垫付了一定的成本，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能够大力发展工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