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上海沦陷，内地影人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中国电影基本格局随之发生改变。而由内地南来香港的影人群体中，既有夏衍、司徒慧敏在内的左派影人；也有以罗静予、罗明佑为代表的国民党官营机构影人；还包括汪福庆、高梨痕、洪仲豪、洪叔云等商业电影高手。这期间，内地电影中最具商业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电影力量南来香港，为香港电影的发展带来了资金、技术、设备、人才，提高了香港电影整体的工业化水平。也是从193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介入香港电影界，并有意识地进行文化战线部署。 这一时期，不同派别、不同政治力量在香港汇聚，为了争夺香港电影的文化领导权，它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它们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合作。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中共如何领导建立自己的电影队伍，从而推动香港左派电影全面繁荣？ 一、“既斗争，又合作”：1949年之前香港政治、文化生态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兵分三路进攻华北地区。与此同时，日军从海上对宁、沪一带发起了军事进攻。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中国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战火波及上海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淞沪会战虽然最终以中方不敌日本而结束，却打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的计划，同样激发了举国抗战的士气与坚持持久战的决心。淞沪会战之后，中日战争不再是地区性的局部冲突，升级为全国性的战争。“八一三”的炮火给上海带来了沉痛的打击，在1937年11月之后，上海沦陷，租界区成为“孤岛”，日军开始大举侵华。随着内地各大城市的陷落，为躲避战乱，大量内地民众南来香港。南来香港的人群中，尤其以广东、上海两地人居多。内地文化界、电影界人士，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南迁。南来香港的人群带来了物资、资金，为香港电影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香港经济在这一阶段迅速发展，为香港影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一方面，港英政府在这一时期加大监管力度，不再允许有明显抗日的宣传出现，香港抗日文化活动受到控制。另一方面，香港在此时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抗战文化，“形成了以内地人员为主导、抗战文化的繁荣”。① 除了抗战爆发这个大时代背景之外，国共关系的不断变化也是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重要背景。“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方针政策，集中力量“围剿”红军。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国的西安事变。而接下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内战，并且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在庐山谈判，双方并没有完全达成协议。而谈判之际，日本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国民党政府开始由消极抗日转为积极抗日，在组织淞沪会战对抗日军侵略的同时，也在与共产党谈判问题上做出让步。终于，1937年9月22日，经由国共双方商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和合作抗日的主张，承认了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成立。中国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为左翼影人以及左翼电影文化南下香港提供了政治保证。这也是左翼文化界人士可以在香港电影界开展工作的前提。也正因为中共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左翼电影文化才能顺利地与香港影界正面接触，并被接纳成为香港电影文化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1938年，在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政府开始改变侵华策略，由军事进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政府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对内对外政策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显现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倾向。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中心主题是决定抗战和反共方针，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且设立了“反共委员会”。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倾向也逐渐影响到文化领域。1939年，国民党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专门针对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后，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且继续进政新四军江北部队。在文化界，原来活跃在重庆的文化力量决定疏散开来，一部分去延安，另一部分去昆明，还有一部分则南下到了香港。大量文化教育界、电影界人士的南来，带来了香港文化界的繁荣，香港出现了各种抗战文化团体。 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各方力量均将其视为面向东南亚华侨的文化窗口，争夺香港文化界的文化领导权，有其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1939年起，国共两党之间矛盾公开化。政治上的变动也影响到香港文化界，国共两方力量企图在不同层面介入香港文化界，以争夺香港的文化领导权。 可在“抗日救国”的历史背景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香港文化界的共识。各种力量的涌入直接触发了各种抗日团体的兴起，他们或许有着各自的背景、政治立场，但在抗战救国这一目标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是故，香港文化界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文化团体之间呈现出“既斗争、又合作”的复杂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