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綠起：作爲史料抑或文本的“西遼事迹” 12世紀初葉，立國兩百年之久的契丹遼王朝瀕臨覆滅。值亡國之際，契丹勛舊耶律大石率衆西遷中亞，開疆拓土，稱帝建國，延續遼(契丹)之國號，後世漢文典籍稱其爲“西遼”，穆斯林文獻則名之曰“哈喇契丹”。西遼王朝八十餘年的統治，不僅是中亞歷史發展的一大關節，也是亞歐大陸東西不同文明一次空前規模的交匯與碰撞，因此西遼史研究也歷來受到各國學界的普遍重視。儘管有關西遼歷史的諸多記載散見於波斯文、阿拉伯文、亞美尼亞文等不同語種的文獻，但中外史家早有共識，其中最爲系統的核心文獻還在於漢文史籍，尤其是元修《遼史》卷三○《天祚皇帝紀四》所附“西遼事迹”①——這篇文獻不僅詳細描述了耶律大石離開遼朝、北走西征、取威定霸的經過，還依次記載了其後歷代西遼君主的具體名諱、在位年限及其他基本情況，事實上構成了迄今爲止西遼史研究的主體骨架，其他各類資料只是對它的補充和修正。 然而，作爲核心文獻的“西遼事迹”却又存在着顯著的問題，給研究者帶來了無盡的困擾。其一，紀年混亂。將該傳所記史事與其他漢文、穆斯林文獻對比可知，其中叙述多有淆亂、舛誤，且傳文本身前後齟齬，自相矛盾。自清人錢大昕以降，治西遼史者都必須首先面對並嘗試理清其紀年問題，但由於史料本身的限制，結論往往難得確證，以致衆説紛紜，莫衷一是②。其二，史源不明。由於元修《遼史》的主要史源遼耶律儼《皇朝實録》、金陳大任《遼史》成書都遠早於西遼亡國之時，不可能涵蓋西遼事迹的全部內容；再者，從長期與西遼對峙的金、宋兩朝有關記載來看，它們對於西遼的情況相當隔膜，絶大部分都是些捕風捉影的傳聞，並没有多少確切的訊息；同時，“西遼事迹”所記録的諸多具體史事又顯然有着相當可靠的文本來源，絶非面壁虚構，但在現存文獻中却似乎難覓踪迹。 更要緊的是，上述兩者在實際研究中往往交織在一起，愈發令這篇文獻顯得撲朔迷離。一方面，由於史源不明，文本中的混亂錯訛無法從根本上得到解釋，研究者或對其成因避而不談，或只能加以模糊的推測。如周良霄認爲“《遼史》現有的有關西遼的資料，大概是元朝人所陸續搜集的，但時間久、相去遠，很多情況隔膜”，其中“關於大石西征記載之訛錯失實，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③；魏良弢則稱這篇傳記“極有可能是蒙古軍隊占領巴拉沙衮時，從西遼王朝的史官那裏，或者確切些説是從屈出律的史官那裏直接取走，正像他們從臨安取走南宋史館的材料一樣”，“所遺憾者，元朝修《遼史》者對之剪裁過多，拼綴又不謹慎細密，致使這個‘始末’矛盾很多，錯誤不少，爲後人研究西遼史留下了許多困難”④。前者將“西遼事迹”的問題歸咎於元人陸續搜集，時空距離過於久遠，後者則認爲此係蒙古軍隊得自西遼宫廷，但因元末修史剪裁粗疏所致。 另一方面，由於此篇記載存在種種錯亂，研究者不得不對其來源更加心存疑慮，無法充分發掘其中的史料價值，甚至加以全盤否定。如西人伯希和即認爲“漢文史料中有關耶律大石西征、在西方的統治及其繼任者的記載並不十分可信”，因爲金朝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並不清楚耶律大石的動向，他們的記載很少能得到穆斯林文獻的證實，在他們那裏“哈喇契丹的建立者已經成爲一個傳奇人物，我們在《遼史》中看到的很可能是一個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傳記，或多或少地虚構了統治者們的名字、年號以及不實的紀年”⑤。近年來致力於西遼史研究的西方學者彭曉燕(Michal Biran)對此觀點提出了明確質疑，她認爲“這篇編年史的內容遠非‘浪漫’所能概括”，其中所述人名、官稱及人口統計這樣獨特的具體內容表明這段編年史至少有一部分是基於某些幸存的書面文件；但同時彭氏也不得不承認，“至於這些文件是怎樣的形態，產生於何地，在哈喇契丹亡國至遼史編纂的一百多年間在何處、如何保存下來以及其中編年框架被打亂的方式和原因，這些問題目前都是無法回答的”⑥。 長期以來，以上問題一直構成西遼史研究的重大疑難和主要瓶頸，這當然根源於《遼史》“西遼事迹”這篇文獻本身的狀況，但同時亦與治史者對待這篇文獻的研究取向不無關聯。綜觀前人關於“西遼事迹”的研究，隱約可以看出一種共同的傾向，即將這篇問題文獻視作“史料”的集合，有意無意地將其拆解成一條條支離破碎的材料，進而徵諸其他各種文獻，對每條材料作出非此即彼的正誤判斷，實與不實、是與不是成爲去取予奪的惟一標準，認爲正確的即行采用，錯誤的或解釋不了的便置之不顧，最終編織成有關這段歷史的全新叙述，而這篇文獻作爲“史料”(治史資料、叙史材料)的任務即告完結。這似乎是以往史料考證的通行做法，但其中或許存在某些不易察覺的缺陷，那就是對這篇文獻本身所具備的“文本”特徵關注、省思不足，尤其是並未重視該文獻的內在結構、叙述邏輯、來龍去脉，使得文本的獨立性、連貫性、整體性遭到不同程度的遮蔽與破壞，而這些特徵實際上正是“西遼事迹”呈現出種種問題的癥結所在。有鑒於此，本文擬將這篇核心文獻作爲一整體文本，而非若干史料的堆砌，順着原本的文義進行閲讀，看看它自身想要告訴我們什麽，而不貿然加以切割、肢解。在此過程中，希望能重點關注文本的邏輯脉絡與叙述縫隙，釐清它的結構、特點和存在的問題，進而結合蒙古西征前後東方帝國與中亞世界信息流通空前發展的時代背景，對“西遼事迹”的文本源流問題作一嘗試性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