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程卓于嘉定四年使金贺正旦，撰成《使金录》一书。《四库全书》未收其书，仅列入存目，称其书“简略太甚，不能有资考证”，“于当日金人情事，全未之及，所记惟道途琐事”，“未足据也”。①有人依据四库馆臣之言，认为“此书甚为简略，所记惟道途琐事”，“在宋人语录中恐怕是有代表性的”。②也有人认为该书“缺点是记载简略，不能当作史料应用”，“对于金国情形，无一字相及。书中亦记琐事，如世所传宋高宗泥马渡康王，即出自此书，显然不可凭信”③等等，全面否定了这部“语录”的史料价值。台湾学者王民信辑录《南宋国信语录四种》④时，亦未能将其书做为南宋国信语录第五种辑入其书。可见，学界对程卓《使金录》的评价是不高的。笔者认为《使金录》的史料价值是不应该低估的。因作此文，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程卓生平与撰成《使金录》一书 程卓，《宋史》无传。《四库全书总目》称程卓“休宁人，大昌从子，淳熙十一年(1184)进土。历官同知枢密院事，封新安郡侯，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谥正惠”。⑤乾隆时修《江南通志》记为，“程卓，字从元，休宁人。淳熙十一年廷对，首乙科。嘉定中尝使金，察和议虚实，归奏：敌人陵弱，请固邦本，修戎备，以待复仇。除军器监，请诏偏裨以上各条具方略。知泉州，请减上供银数，又请敕广南通行会子，以流通境内楮币。除福州帅，严察吏蠹，税清讼息。迁同知枢密院事，一时政要多所规切。卒谥正惠。初休宁赋税以卓请，得蠲免，乡人祀之”。⑥梁克家《三山志》称程卓嘉定十一年(1218)“以朝散大夫、直秘阁”知福州，“正月初二日到任，四月转朝请大夫”，嘉定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被旨令赴行在奏事”。⑦是知，程卓于淳熙十一年中进士后，曾任扬州户曹，知嘉兴府，后迁刑部郎中。嘉定四年程卓使金时的署衔即是“朝散郎、尚书刑部员外郎”，⑧“借朝请大夫、工部尚书，充贺金国正旦使”。⑨程卓使金回国以后，曾任朝请郎、军器监、泉州知州等，嘉定十一年以朝散大夫、直秘阁任福州帅(郡守)，嘉定十二年“赴行在奏事”。 《南宋馆阁续录》卷七《官联一·少监》记载，嘉定以后任职秘书少监者20人，程卓，“淳熙十一年卫泾榜进士及第，治书，十二年十二月除，是月为起居郎”。⑩同书卷九《官联三·同修国史》记载，嘉定以后任同修国史者31人，“程卓十三年十月以权工部侍郎兼，十四年八月为给事中仍兼”。同卷《官联三·实录院同修撰》记载，嘉定以后任实录院同修撰者31人，“程卓十三年十月以权工部侍郎兼，十四年八月为给事中仍兼”。同卷《官联三·实录院检讨官》记载，嘉定以后任实录院检讨官者62人，“程卓，十二年十二月以起居郎兼”。(11)是知，程卓于嘉定十二年九月由福州赴行在奏事，十二月任职秘书少监，除起居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十三年(1220)权工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十四年八月升为给事中，仍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 《宋史》卷四○《宁宗纪四》称，嘉定十五年(1222)九月辛亥，以“给事中程卓同知枢密院事”，(12)嘉定十五年十一月，程卓为竹洲先生吴公儆作《行状》署名称“通奉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休宁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食实封一百户”，(13)嘉定十六年(1223)，程卓因病“转正议大夫、守同知枢密院事致仕”，(14)“六月丁酉，程卓薨”。(15) 程卓于嘉定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受旨使金贺正旦，嘉定五年二月一日返回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往返凡四阅月”。按宋时规定，凡出使者均须向朝廷提交一份出使记录，时称“语录”。宋人“语录”虽无固定范式，但均为按日记载出使期间与对方接送伴使、馆伴使、押宴使等应对酬答情况、沿途经过路线及所见所闻等等，因需要关照两国关系，有关国家机密等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之事，多不记载。《使金录》一书就是程卓在出使金朝期间撰成的这样一部“语录”。 二、《使金录》一书的版本及其流传 程卓撰成《使金录》，也应该按照宋时规定，上交国信所存档，但国信所保存的大量的“语录”并没有刊印，今多不传。唯有使者所撰“语录”底本(或称“复本”)或被刊印或被传抄，才部分保留下来。程卓的《使金录》也是这样。 《中国丛书综录》只记载了程卓《使金录》的《碧琳琅馆丛书》和《芋园丛书》两种本子。(16) 《碧琳琅馆丛书》是清代著名学者和藏书家方功惠所辑，并于清光绪十年(1884)刊行的丛书。(17)该丛书多选取世所少见之古本，共44种，282卷，分装成120册。所收《使金录》后附《跋语》二篇： 宋人行役，多为日录，以记其经历之详。其间道里之遐迩、郡邑之更革，有可概见。而举山川、考古迹、传时事，在博洽者，不为无助焉。故余每喜观之。若程正惠公之《使金录》，其一也。庚戌夏，五录置少城茅斋中，因题简末。 《使金录》一卷，枚庵先生原本行役，记载必详。如放翁《入蜀记》、《出蜀记》，皆有成书。宋人著作无不笔之于书。我国家渔洋先生，有《皇华纪闻》，亦仿其意而作也。因今僧在观钞录存之。时乾隆壬子(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重九，灯下根石披览，偶缀数字于后。(18) 据第二篇跋语“枚庵先生原本行役”分析，第一篇跋语当为枚庵先生于庚戌年所做。枚庵是清初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吴翌凤之号。吴翌凤生于乾隆七年(1742)，卒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庚戌年当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据第二篇跋语“因今僧在观钞录存之”分析，署第二篇跋语的本子应是僧在观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据吴翌凤于乾隆五十五年所做跋语之本子手抄而成的抄本。是知，《碧琳琅馆丛书》所收《使金录》所据之本子应是乾隆五十七年僧在观抄本，而乾隆五十七年僧在观抄本所据则为乾隆五十五年吴翌凤所做跋语之抄本，也就是说，《碧琳琅馆丛书》所收《使金录》的僧在观底本源于吴翌凤于乾隆五十五年所做跋语的家藏本。近年，由齐鲁书社于1996年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5册所收《使金录》即是依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巴陵方氏广东刻宣统元年(1909)印《碧琳琅馆丛书》本影印的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