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从历史长程中梳理近代以来革命史的形成和建构,有助于深化对当代史学变动取向的学理认知。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与发展自成体系,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既往的历史学学统。中国革命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除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记述和研究之外,还有一个以革命史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取向,它是另一层面上的“革命史”的建构过程。“新革命史”或是“革命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向,只有在对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个真正的“新革命史”的时代才会出现。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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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①戊戌庚子之间,中国社会历史正进入一个转折点。在新世纪的第一年(1901年),《国民报》第1期发表的《二十世纪之中国》就揭橥了“革命”言说,号召“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神”,预言20世纪乃革命之世纪。②“革命”是中国百余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革命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专有名词,其时代特征昭彰特出。”③近代革命话语的生成和演进过程,实质上也是现代中国历史不断展开的进程,同时也是革命史不断建构的过程。“革命史写作便成了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战场。”④

       革命史与社会史、文化史或经济史之类型显然不同,后者是蕴含在人类历史之内、为着史学研究需求而划分的研究领域(或学科),而革命史本身即为历史,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本身,“二十世纪之世界,一革命活动之世界也”。⑤作为时代主体内容的革命运动进程,奠造了革命史兴起的根基。因此就中国的历史时代而言,20世纪就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与中国古代史完全不同,恰恰是革命史构成了近代史之所以成为近代史的决定性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史或者说20世纪中国史与革命史天然地一致。房德邻就评述过:“通行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专门的革命史。”⑥

       那么,面对当代史学变动的情势及其趋向,尤其面对“新革命史”的取向时,从历史长程中梳理近代以来革命史的形成和建构,并就其纵向展开和横向拓延的学术进路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获得更为深远和透彻的学理认知。

       就史学研究的主体内容而言,近代之前无所谓革命史,诚如梁启超之评断,传统史学不过是帝王家谱录或“录鬼簿”而已,因之他才发起“新史学”革命。基于历史语义考释,梁启超于1902年作《释革》一文,对于“革命”话语作过相当系统的阐释:一是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并以此与西文之Reform和Revolution作比较性辨别。二是革命有三个特征,即顿(突)变(非渐变)、整体变革(非部分变革)、激进性(非累积性)。三是革命不限于政治领域,而存在于社会、文化、经济诸多领域,“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因此,“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典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⑦然而,梁启超对革命语义的历史性解释尽管浸染了历史学的色彩,但与革命史本身还是相去甚远,虽然作为新时代史学热潮的革命史总体上也可归纳于他所发起的新史学的趋向之中。

       中国革命史的兴起或形成,不是“新史学”时代诉求的直接产物,而是新时代革命运动主体历史的产物。“武汉倡义,天下景从;泉达火燃,莫之能御……溯自起事,以至成功,仅百二十六日耳,事机之速,求之革命史中,亦所仅见。”⑧因此,几乎是踏着辛亥革命本身前行的脚步,辛亥年11月间《中国革命记》即已出版。⑨随后,1912年5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问世,它所记述的内容凡三编:第一编为中国革命缘起及湖北革命始末;第二编为各省革命志略;第三编为民清议和及共和立国。⑩

       最早所见《中国革命史》(11)为1923年1月孙中山自撰,其后即有贝华撰写的《中国革命史》出版,明确提出革命史的记述当“自孙中山先生创导革命起,至民十四年中山先生逝世止,按中山先生一生事业编列,凡四十年。”贝华所著《中国革命史》分为:第一编革命运动时代;第二编革命之成功时代;第三编二次革命,第四编云南起义,第五编护法之役至孙中山逝世”。(12)显然,近代“中国革命史”的内容即指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的历史进程,并以孙中山的活动为中心线索。“盖中国革命,自播种,而萌芽而抽条,而发芽,均为中山先生一手所造成,故本书即按照中山先生一生事业编列。”(13)值得关注的是,署名张兆祯的《中国革命史》中有如下记述:“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乙未遂举事于广州,辛(亥)而民国告成。然至于今日,革命之役,犹未竣也。余之从事革命,盖已三十有七年于兹。赅括本末,胪列事实,自有待于革命史。今絜纲要,述之如左。”(14)就其内容而言,实为孙中山遗著《中国之革命》的编排重印本。

       应该说,这一立场奠定了最初的中国革命史的范围,即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1929年出版的张韶舞、印维廉和文圣举的三部同名《中国革命史》,论述的则是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至1926年北伐间的革命运动。此后继出的陈功甫《中国革命史》虽言“中国革命,肇源甚早”,认为明末清初反清会党即为其初萌,至太平天国“措置乖方,事终无济”,“而反清复汉之观念,已渐滋于一般社会间”,但仍认为革命之主体内容实始自甲午之后,“种族革命团体,遂应运兴焉”(15);它所论及的中国革命史内容,即从孙中山倡导革命始,经辛亥革命至国民革命北伐成功而止。(16)《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特别指明:“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发生也”,其导因为半殖民地之地位,封建专制之统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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