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对台胞抗日的声援

作 者:
冯琳 

作者简介:
冯琳(1977- ),女,河南郑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台湾史研究(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将台湾据为殖民地,台湾同胞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各种反抗与斗争。他们的抗日活动与民族精神受到国共两党的关注与支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媒体介绍台湾被殖民的状况,对台胞抗日活动进行声援,呼吁光复失土。这种声援和呼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趋增强,并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抗战胜利曙光的渐增而更多地体现在行动上,并转化为中国政府官方的复台立场。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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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 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9)06-0056-07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9.06.005

       1895年台湾因清廷战败割日,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沉痛的一页。台湾人民不屈服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坚持着不懈的斗争。19世纪末及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相继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政党,不论执政还是在野,它们都关注到台湾海峡彼岸同胞不甘臣服的正义斗争,都尽其所能地利用报刊杂志对这些正义斗争进行声援①。国共两党对台胞抗日的声援为国民政府复台立场的明确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是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力争主权行动的强大后盾和有力支撑。

       国民党尚在同盟会时期就已在关注台湾地区的情况。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于东京。在第25期史传中,刊出有关郑成功从台湾逐出荷兰殖民者的历史[1](P96~102)。

       1921年林献堂、蒋渭水等人在台北创办台湾文化协会后,以举办讲座、开展演讲等方式,揭露日本殖民统治和台湾政治、经济、教育的不平等事实,产生较大影响。1928年2月,国民党的官方媒体《中央日报》正式发行。该年的第4卷第18期《中央日报特刊》刊出由海东撰写的《台湾文化协会的运动状况》,第5卷第20期刊出续文,介绍台湾文化协会的发展状况。

       1928年-1929年第11期《广东党务周报》刊出《最近台湾人口调查》一文,指出“四百万人受制于二十万人”,呼吁“台湾民众赶快团结起来”[2](P12)。

       1916年1月,以讨袁为主旨的《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1924年2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后,该报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在此基础上,各地党部纷纷建立自己的机关报,如汉口《民国日报》、九江《民国日报》、南宁《民国日报》等。1926年6月,厦门《民国日报》创刊,是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的机关报。

       1928年,日本殖民统治者不断发起检举工农领袖的活动,逮捕工农斗士。继3月25日的逮捕活动之后,1929年4月16日又进行捕杀。厦门《民国日报》于1929年第3卷第2期副刊刊出《第二次日本的检举与我们台湾》《我们对台湾劳动运动的几件意见》等文。前者对日本的白色恐怖暴行进行了批判,后者指出当前台湾工农运动的弊端,认为文化协会与民众党的冲突不是简单的两派冲突,其背后是不一致的阶级利益关系,建议密切注意工人的切实要求,并与农民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斗争[3](P21~22、22~24)。

       1928年6月《中央周刊》创刊,原名为《中央周报》,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的时事政论性刊物,1937年6月停发。1938年7月7日复刊后更名为《中央周刊》。1928年《中央周报》第10卷第12期,刊出文章赞颂曾大败法军并在甲午期间在台抵抗日本割占的刘永福“海外扶余亦将才”[4](P12~13)。或与当时政治环境与舆论所向有关,该文仅涉及刘氏抗法的英雄事迹,并未提及其抗日历史。

       1929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林惠祥对台湾番族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束后国民党中央党部邀请他在无线电台进行演讲。这个演说稿《台湾番族调查报告撮要附民族学的效用略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刊》1930年第1卷第11期刊出。该报告介绍了台湾番族状况,并从学术上加以分析。不但如此,林惠祥首先介绍了台湾的古史,更正了以往书中说台湾在明代以前不为人知的错误说法。指出台湾的古史要追溯到秦始皇时代,秦始皇派徐福渡海求仙药,去而不返。自汉代到三国,海外有人漂流到中国大陆,中国沿海也不断有人漂流到海外,于是当时人就推测海外东南方有陆地,叫夷洲或澶洲,而徐福居留的地方就是这里……[5](P62~65)这些台湾的历史和两岸交往史虽仍有待考证,但毕竟扩大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加深了民众对祖国宝岛的认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出版的《中央党务月刊》在1930年第23期改换题目为《台湾番族状况及民族学之效用》,加以发表[6](P196~207)。

       日据台湾后,强迫台湾民众更改国籍,但仍有少数人以无财产关系为由,而保留了中国国籍,当时被称为台湾华侨。1930年,台湾华侨约5万人②,侨童约占六分之一,而华侨学校如凤毛麟角。《中央周刊》1930年第93期刊出《台湾同胞请愿速收回教育权》,指出台湾侨界人士2月9日在花莲港开会,派代表三人,携台湾花莲港中华会馆、台北中华总会馆介绍函回国,至上海侨务协进会,面请代为转呈南京中央侨务委员会及教育、外交两部,请有关部门向日本严重交涉,收回台湾华侨教育权,“免受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致丧失我国固有的民族性”[7](P10)。收到呼吁请求后,国民党政府很快做出回应,教育部于3月20日咨外交部,请向日本政府交涉,勿干涉台湾华侨教育。随后,代表吴有容又提出废苛律请求,《中央周刊》第95期对其进行了报道[8](P20)。同年10月,台湾原住民发起的雾社事件发生,《中央周刊》第127期刊出《台湾番属抗日运动》,对其进行了报道[9](P258~259)。之后发生的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重要事件,《中央周刊》亦多有介绍,如1931年第145期的《台湾现状》介绍了台湾民众党的发展状况及其对政治、经济、社会的主张[10](P22);1936年第430期的《日本南进政策实施下之台湾》介绍了日本利用台湾实施其南进政策[11](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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