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9)06-0083-20 辛亥革命之成功，实际上标志着晚清社会控制系统的崩溃，而此后的军阀混战和政争，又成为确立新的中央权威难以逾越的障碍。民初以来广东社会控制的运作即以此为基本背景，并显露出其若干特性。孙中山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其政权机构的总体特征是“军政”和“党治”，它的一切政策的轴心是战争动员及战争资源配置。至少在国共合作之前，孙中山政府的社会动员可以说是败绩连连——大量资料显示，几乎是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对他的广州政府持敌视或消极态度。据实而论，孙中山政权的社会控制无论是从效率、规模，还是从渗透的深度和范围来看，都远未能恢复到辛亥革命以前的水平。同设广州的中央政权(未获全国和国际普遍承认)、广东省政权与广州市政权往往叠床架屋，权限不清，实际的结果是号令不出城门。各级政权与士农工商各阶层的联系，多维系于交纳税费之一途，政府与一般民众——尤其是商人——沟通的有效渠道趋于断绝。作为“一省人民代表之机关”的省议会虽得以续存，但至陈炯明败走东江已是寿终正寝。广州政府控制力最为薄弱的应该是县级以下的广大区域(包括县级)，这些占全省面积绝大部分的地区基本上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对此，官方言论也从不避讳。“联军入粤驱逆后，东北两江，战事经年，政局亦时受其影响。省长四易其人，财政厅长四易其人，盐运使亦四易其人，而各县长或一二月而易人，或仅到任而已调换，或未到任已另委他人。如此民政固无积极改善之可言，虽欲维持原状而不可得。”①时论分析说：“今日广东吏治之坏，已达极点，其最大原因，即由于县长任用非人。偶有一二良吏，又以下车视察未终，一事未办，而更调之命令已至。其狡黠者，则以逢迎武人，巴结防军，以国家正供之收入，为买欢于军人之礼品。”而且，“县长之任用”又“惟仰武人之鼻息”②。后来鲍罗廷在答记者问中曾说，当时“广东凡九十四县，人民约三千五百万”，每县仅设一县官，且“多出于贿求，遂苛抽于民间，得其剩余以偿所失”③。为缓解财政窘困，1924年省长公署竟“廉价拍卖大小官职”，“市政厅底价五万元，鹤山县知事一万元，东莞县知事八千元”，可“即日成交”④。 广州政府社会控制的失败及政府权威的丧失，直接导致了军队的专横和财政汲取能力的衰竭，随之而来的烟、赌、娼、匪、兵的泛滥和肆虐，实际上成为严重腐蚀、毒化正常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恶性病毒。常识表明，政治变革与社会生态不仅应相辅相成，而且后者最终决定前者的成败得失。就此一点而言，大革命前夕的广东给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因社会失范而导致政治变革失败的典型范例。 一、“兵祸”及苛抽 孙中山建立第三次广州政权后，云集广州的各路大军计有8万之众，他们为驱逐陈炯明军队的确立下汗马功劳，但就其人员构成、入伍动机及训练组织等方面来看，实与军阀部队无异。孙中山根本不能随心所欲地指挥这些部队，或者说只有每天花费数万金才能勉强购买他们的“忠诚”。联军——主要是滇、桂军——入粤之后，设卡收费或违法苛抽现象相当普遍，粤人对其憎恨至极。 “军队勒收保护费，足为商旅之患”⑤。江门为四邑之孔道，上下府货船经过该处者日有数十艘。从前每船来往一次，费用不过百元之谱，此时每船办货来往一次则需费300余元。“一般商贩，无力抵抗，欲增加货价，则有碍销流；如遵照纳费，又惧折阅。遂致相戒裹足，商运渐稀，因而物价飞涨，且糖油牲口什货等民生日用之品，几有青黄不接之势。”商人“不畏匪徒之劫掠，而畏军队之保护”。万般无奈之下，江门商会各界遂联请当道设法维持⑥。孙中山知悉后曾严令撤销，违者以军法从事，不料各收费机关不仅不遵令取消，反而强征愈烈。查船艇由江门载货运经文昌至西河厘厂，相距仅10里，却要抽费五次，每次收费至少一元或三五元不等。除此之外，还有驻河西环溪庙之所谓“保商卫旅营”，“绝无一兵在船保护，乃该办事人何建兴，每船逼抽领旗费五元，仍按月分十五元十元五元勒收缴费。稍迟或未足数，即遭枪击扣留，商民忍痛负重，莫敢谁何”⑦。滇军第三军军需筹备处设局征收佛山出入口岸输拖乡渡，附加二成军费，由船户负责，代收代缴。航商以情形窒碍，曾恳请收回成命，竟不得恩准。不仅如此，该局又强行规定佛山航商只有领取该局“出口票”才能通行，最终导致佛山航商一律停业。1924年4月佛山七十二行商饮泣痛陈云：“自去年东西滘河道，掳劫频仍，交通梗塞，佛山商民，直接受害于匪；驻防军队，因揭保商名义，征收护费，航商以负担太重，藉将运费增加，佛山商民，又间接受害于兵。经梳过篦，层剥重抽，商业摧残，元气凋丧，实无可讳。”⑧ 东西南各江设卡重抽，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1924年4月，仅孙中山下令撤销的“北江重抽出入口货物机关”及收费名目就有17个⑨。除来往沿江正式完纳关税护费不计外，自连县至连江站，无论大小出入货船每经一埠，勒更收钱即有数十次之多。每埠每次每船多则八九十元，少亦三四十元，而且花样翻新，商民已不堪苛扰。同时各部队又在菁莲、含光、连江口车站等处征收各种税费，均每货值百抽五。更有自称湘军司令部某连司令部者，名堂复杂，苛捐重重。统计出入口货，每值本银百元就要加多七八十元之抽费。沿江商民既无可应付，稍与理论，不是将货物抢去，就是被痛殴一顿。商民走投无路，只能向广东报界公会涕泣哀告：“哀我江民，何不幸而生斯长斯聚族于斯也，有此显违帅令，层征害民。欲联罢工市，而恐类要挟；欲不罢工市，则无以生存。事出两难，势必待毙。素仰贵公会深悉人民疾苦，体念商旅艰辛，主持正谊，不畏强权，迫得沥情代诉，乞照分登各报，俾仁人君子，伸明大元帅三民主义。”⑩1924年3月驻防南雄之滇军因伙食无着，即向当地商家“商借”军饷8万元，限一星期内清缴。商家以迭遭兵燹，商业凋敝，只允2万元，而滇军不稍让。商民深恐不能如期筹交而遭驻军报复，因相率离城迁避，滇军恐商店罢市，乃准予“宽限”(11)。又据广西盐运使赵士觐呈称，驻防韶州及连江口滇湘各军之护运局、护商队，对于运往盐斤重重抽剥，并另勒索更钱，为数甚巨。该处商会会长转请驻军取消，不仅未获允准，反被拘留，以致群情激愤，被迫罢市(12)。驻防坪石之朱培德军设卡重抽百货捐，也激起极大民愤。虽屡经商民报呈孙中山饬令取消，但抽剥如故。查当地警费一项本由商场负完全责任，除收房捐警费外，不敷之数由各行科派支足。然而到1924年6月，警署又新抽猪牛捐。坪石商会会长请免苛抽，竟为某师长扣留，只得“愤而辞职”。为此，盐业公所、龙河船户济日堂、上河船户同德堂、屠行牛栏、岑叶帮、麻行、单行、油行、杂货行等“数千人”，共派代表赴省请予撤销(13)。同月，省署还决定对北江矿石每运石万斤征收“报效费”3元5毫，所有英德石商遂相率停止采运，采石工人数百名亦连带失业，“流离失所，情状甚惨”(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