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行将崩溃，失败阴影下的蒋介石自我检讨之余，更把眼光投向对手方，发掘其成功之道。蒋介石发现，中共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理论和实践打成一片：“政策确立之后，有战略指导，有战术上工作之分配，每一干部思想上搞通，始可自觉的去做。此所谓思想上搞通即为政治教育。共党之结合党员，吸引青年，控制群众，几乎全恃其政策及战略战术，而战略战术实为青年兴趣与热情之所寄。”蒋进一步把中共践行层面的优点归结为七条：“一、组织严密。二、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争斗彻底。五、军政公开方式：甲、检讨；乙、研究；丙、批评；丁、学习；戊、坦白；已、计察；庚、侦探。六、办事方法：甲、调查；乙、立案；丙、报告；丁、审查；戊、批准；己、执行；庚、工作检讨。七、组织内容：甲、干部领导；乙、由下而上；丙、纵横联系；丁、互相监督(节制)；戊、监查彻底(情报)；己、审判(迅速)(纪律执行)；庚、主义第一(革命利益与思想错误为定罪标准)。”①和中共往复争斗二十余年，蒋介石临失败时的总结可谓真正窥透了中共的优长。 来自对手方的观察常能切中肯綮，蒋介石遭遇切身之痛后的观察就是如此。蒋谈到的中共优长，归根结底就是两个词：理念和执行。中共是一个有主义、有理想的政党，同时还是一个具有高度执行力和贯彻力的政党，这些，不独中国党为然，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性。如中共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样，其贯彻机制的发挥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干部、组织和制度的严密、数目字管理、突击运动、系统思维等，这些环节互为促动，共同推进着各项政策和动员、贯彻落到实处。 一、支部——顶到基层 中共是个纪律严明的意识形态政党。李雪峰曾经论述：“党不但有思想威信，还要有权力威信，也即有组织的物质基础。小资产阶级同情分子可承认思想威信而不肯承认权力威信，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争论之基本分歧点。”②这里讲的权力，实际就是组织力。也就是说，中共党员不仅要在思想上服膺党，还要在组织上听从党。抗战时期，中共一方面抓住机会，迅速实现党组织的生根落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努力巩固党的组织，强化党的控制，保持党组织在运作系统中的枢纽作用。中共的贯彻落实机制，如果离开了党组织这一核心，是无法想象的。 中共革命是系统工程，组织建设也是系统工程，这一点，中共自己讲得很明白：“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它必须与党的整个工作相联结，才能够有真正的建设。建党不是技术工作，如果建党脱离了党的整个工作，而孤立起来去进行建设，那就要把它降低到技术工作的地位，就谈不到经常与系统，也就没有真正的建设。”③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政党，理念、目标的一致催化了中共的内聚力，而严密的组织则保证这种内聚力持续得到巩固，两者相互激荡，共同强化组织意识和效能。 中共组织力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向下植根，组织向下渗透看起来只是组织层级的伸展，背后却是巨大的人力动员。组织的金字塔形结构决定了其向下延伸一层，会使覆盖面巨量增长，相应地也会极大加重运行体系的负担，对组织效能提出更大挑战。例如，中共努力通过支部把权力末梢渗透到最基层，但控制的递减效应及基层可利用资源的欠缺，使得最末梢的基层组织并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根据地建立初期，为在各地迅速扎下脚跟，中共经历了一个大发展阶段。突击发展不可避免带来许多问题，1939年突击发展党员，“内黄之邢固支部—次群众大会吸收有二十人，并有罚入党者(支部开会，群众偷听，被捉住提出罚打一百棍，或罚你入党，叫群众选一)。一张党员志愿书卖多者一百元少者四十元，发展组织形式无奇不有”。④这样看起来令人沮丧的涣散状态，换个角度看，却是中共组织快速扩张的结果，罚入党、党员志愿书卖钱，恰恰显示权力下探后对基层社会的扰动。而且，随着组织的逐渐落地，中共会不断严密组织，提出整党任务，冀鲁豫根据地的文件列出整党办法五条：“应当了解支部的具体情况”；“在保护人民利益及群众本身的各种革命的斗争中去整理”；“从加强教育中去整理”；“发扬民主，从改造支委中去整理”；“从建立各种制度中去整理”。⑤ 尽管中共强调建设严密组织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组织效能的发挥是系统性运行的结果，但细致周密的组织技术无疑仍是严密组织不可或缺的环节。中共一直在致力完善组织生活，冀鲁豫区党委的报告谈到：“现在组织生活是比较严格的，5天一次小组会，在小组会上向支部干部汇报，党员3天向小组长汇报一次。……由支部干部讲课(内容是支部工作，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小组的同志经常互相帮助，识字(帮助)不识字的。”⑥作为中共组织最基础的原子，支部担负起组织基层的重任：“是乡村政权机关的领导者，地方武装(如自卫军)的领导者，民众团体的领导者。党、政、军、民、学的工作都是支部所必须管理的工作。”⑦支部建立严格的工作制度：“支部10天布置一次工作，1个月总结一次工作。3个月大总结一次。支部干部大会10天一次，在会议上支部干部具体分工，领导各个小组，负责小组里的教育，监察小组工作。”⑧尽管不是每个支部都能达到这么高的要求，但是绝大多数支部确实都在运转，支部开会成为家常便饭，“支干平均一月至少有半月开会，多至每日在开会”，以致造成“某些同志的‘开会愁’”。⑨ 开会的好处是支部成员经常见面、沟通，一起学习、讨论：“支部每逢上级给予任务以后，首先支干讨论如何执行，然后支干分头到每小组传达与讨论”，“按‘作什么’、‘怎么作’(办法)、‘谁去作’(分工)的顺序讨论，最后还有总结。”⑩这样有针对性的训练，面临考验时特别能够见出效果。山西榆社反“扫荡”时，党支部有序组织群众，“事先选好几个退却地点，估计敌人从那个方向来，群众从那个方向逃，在敌人搜山时向那个方向转移，并有严格的分工。以四个中心人物组织四个游击小组，规定打游击与护送群众、情报联络等工作，又有专门负宣传解释工作的，村中还留有支应军队的。”(11)可以想象，在长期缺乏组织的广大乡村，这样一个经过系统训练，有主义、有组织、有执行力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对乡村既有秩序和结构会形成多大冲击。当时，党已经成为乡村一股大势力，不少人谈到自己的入党动机就是“不拿负担”“领导红旗者(可以威风)”(12)，甚至有人“把党认为是‘帮口’，在了可以仗势欺人”。(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