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D676.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0)01-0025-06 “澳門學”是澳門學術界1980年代中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其目的是引起人們對澳門和澳門研究的重視，系統研究澳門問題，加深對澳門歷史和現實特殊性的認識，科學地把握澳門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規律，全面挖掘、探索澳門的價值和意義，以便澳門順利地回歸祖國，並為澳門特區成立創造條件。 經過30多年的努力，特別是近10多年澳門公、私學術研究機構的協力合作，澳門學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並且在海內外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認同，逐漸成為一門顯學，澳門學的學科建設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假以時日，澳門學完全有可能發展成為一門地方性學問，成為澳門學術的一面旗幟。① 有人會問，澳門學作為一門學科，與“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有甚麼關係呢?我認為，無論從倡導澳門學的初衷、還是澳門學建設的過程和結果看，澳門學與“一國兩制”的實踐都有必然的聯繫和莫大的關係。本文試圖從彌補知識缺陷、掌握歷史話語權、建立新的價值體系及其認同三個維度，來闡述其間的聯繫，並重申澳門學作為本土知識體系②來構建的意義。 在某種意義上，澳門學是1980年代澳門學術界的一種理想與想像。在當時的環境上，大家無論對國家還是對澳門的認知都十分有限。澳門回歸祖國、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列入國家政治議程後，因為當時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比內地高一些，社會各界的中心關注點落在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如何與澳門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存兼容、共生共榮的問題。因此，研究者大多從澳門視角出發，十分強調澳門歷史和現實的獨特性，強調澳門如何在中國與世界交往交流中的特殊作用，希望澳門回歸後，可以維持其特殊性及獨特地位，繼續為國家改革開放發揮作用。 這種學術的渴求，表現在學者們不懈努力收集、整理、研究澳門歷史檔案文獻和經濟社會資料，試圖從中找到充分的理據，說明澳門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獨特性，闡述澳門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換言之，希望全面挖掘澳門的價值和優勢，爭取在國家發展戰略中佔有一個更加有利的位置。這種學術討論，成為了社會議題，引起了公眾的關注，誘導了集體的反思，不經意中，增加了澳門居民的歸屬感，塑造了澳門人的身份認同。作為移民城市，這種群體現象以往並不常見，甚至可以說，改變了一直以來“寄居”、“旅居”的移民心態，歷史性地使澳門居民意識到要當家作主了。殊不知，要證明自己與眾不同，就必須有參照物，必須對內地實行的制度和社會現實有更多的了解和認識，也必須對中華歷史文化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認知。也是不經意中，澳門學術界③的討論引發了普羅大眾對中華歷史文化的學習和傳播、對國家事務的關心和對民族前途的關懷，從而在客觀上進一步增強了澳門居民對澳門與祖國休戚與共、命運一體的認知及其家國情懷。現在回頭看，我們發現，這是澳門繼上世紀幾次反帝反殖民運動後，規模最大、範圍最廣、時間最長的一次全民愛國主義教育，影響十分深遠。 澳門居民向來具有非常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④，無時無刻不懷着游子思歸的情愫，但與祖國內地分隔時間太久，對國家當時的狀況及其發展又感到陌生，甚至對某些社會現象不理解、不接受，部分人不可避免地對前景產生迷茫、不安和焦慮。學術討論的社會化，不僅僅是增加了對國家發展認識的客觀性，在一定程度消減了緊張和焦慮的社會情緒，這種認識的理性化，還是彌補知識缺陷的過程，對增強市民大眾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信心有很大和直接的幫助，也大大激發了他們對參與過渡期事務、特別是《基本法》起草過程討論的熱情，從而堅定了他們對“澳人治澳”、當家作主的信念。所以，學術界這段時期的知識積累和知識增量，不僅為構建本土知識體系奠定了基礎，為“一國兩制”的實踐作出了理論準備，也一定程度上為社會彌補了對祖國和澳門本土的知識缺陷，是一次全民的國情、區情“補課”和國民教育，從而鞏固了文化基礎，形成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令“一國兩制”的構想更加深入民心，令“一國兩制”的實施更加順暢無阻。 必須指出，彌補知識缺陷是有局限性的，也是不足夠的。其最大的局限，是通常僅僅停留在知識的積累上，而没有有意識地對知識、特別是地方性知識進行批判和證偽，新增量的知識因而也可能出現偏差。澳門雖然不是典型的殖民地，也没有經歷過實質性的殖民統治，但形式上，殖民管治存在了一百多年。雖然澳門沒有明顯張揚的文化霸權，但殖民力量的支配和控制意圖客觀上是存在的，美化殖民主義的意識和行為從來就沒有消停過，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的情緒和民眾的思想。從被殖民社會走向特別行政區，不僅是政治行為的結果和政治制度的變遷，也必定是文化和社會的重構。如果說，彌補知識缺陷使得我們更加全面真實地認識了澳門及其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關係，更加正確地認識了澳門與世界的關係，那麼，客觀正確地書寫澳門歷史，建立宏觀歷史敍述，是掌握話語權、確立特別行政區新的價值體系和價值認同正當性的必要之舉。1993年《基本法》頒佈後，澳門進入後過渡期，學術界開始出現這種意識或潛意識。 1994年《澳門總覽》⑤和1999年《澳門百科全書》⑥的出版，可以視作彌補知識缺陷的階段性成果和掌握歷史話語權的開端。這兩部意圖建立本土知識框架的著作，由澳門近百位學者和社會人士參與撰寫，內地專家給予學術指導並納入國家系列叢書出版，既體現了本土作者的集體智慧和力量，反映出嘗試建立本土知識體系的決心，又顯示了國家的支持以及與祖國的關係，更為重要的是，展示出地方學術回歸國家學術主流的意願，是民心回歸的重要象徵。作為推動、組織、參與者之一，我不敢肯定當時有這種清醒的政治意識和學術自覺，但客觀上的確導致了這樣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