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1 文献标识码：A T.里德(Thomas Reid，1710-1796)，18世纪苏格兰“常识学派”代表人物，他的哲学尊崇理性、重视情感、高扬道德，在启蒙哲学思潮中有着独特的地位。里德的美学兼采经验论与唯理论众家之长，对于强调主观体验的经验主义美学是一大补充和矫正。同时，里德通过对经验主义美学的批判，发掘出“趣味”(taste)和“常识”(common sense)这一对概念的深刻内涵，阐述了审美独立和艺术自律这些近代美学的重要主题，揭示了西方近代美学的丰富维度。 “趣味”这一概念是西方近代美学的关键论题，从开始的“趣味无争辩”到后来各位美学家的众说纷纭，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意涵，“趣味”这一概念“既包括主动的经验，也包括被动的；既包括确为理智因素的经验，也包括纯粹感性的；既包括观照的和宁静的情状，也包括强烈感情的情状，所有这些都在同一个概念之下占据着一席之地”(塔达基维奇，1990：463)。这一论题的兴起，体现了18世纪西方美学思路的转换。塔达基维奇在《西方美学概念史》中指出：“在18世纪，美的理论只能是趣味的理论，只能是对心灵的分析，只能是审美经验的理论，这个结论与18世纪的精神是一致的，与启蒙运动时期对心理学的兴趣也是一致的。”(塔达基维奇，1990：436)这段评述将“趣味”问题的兴起与经验主义哲学在18世纪的繁荣联系在了一起，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一倾向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感觉经验的膨胀，甚至于囊括了道德、数学、以及形而上的抽象观念，更易于导向怀疑论的终局。里德看到了经验主义的这一局限，他的常识哲学正是针对经验主义理论的有力批判和矫正，其中他对于趣味问题的阐述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吉尔伯特与库恩的《美学史》中指出：“这一时期(18世纪)艺术的实际活动，更严格地受到各种正确审美趣味的规则的制约……①无论什么时期，都缺乏这个时期的审美趣味所表现出的勇气，无论怎样伟大的天才，其无节制和放纵行为，在这个时期都是不能宽恕的。任何人都得服从理性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讲，合理性的统治再次给世界带来了某种秩序性和内聚力(cohesion)。”(吉尔伯特、库恩，1986：307)从这一角度来说，早期的“趣味”问题更多涉及的是道德范畴的内容，强调对于激情和欲望的合理节制和引导。从17世纪后期开始，西方美学家对“趣味”的论述大体上也是沿着这一思路推进的。直到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审美无利害”的观点，清晰论述了趣味判断与道德判断、理论判断的分野，进而确立了“趣味”的独立地位。 首先，在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美学中，感官体验一直等而下之，美也许会在感性经验中有所体现，但其本源则是超出感官世界的更高存在，因而需要较之外在感官更高的“内在感官”(internal sense)去加以认知，这种超越和提炼自身感官经验的能力即是“趣味”。夏夫兹伯里、哈奇森等人的趣味理论大致沿袭的就是这一思路，带有鲜明的新柏拉图主义的色彩，他们吸收了古典美学对于个人感官体验的归纳和提炼，由美感上升到道德行为和社会制度，最终指向某种完善的宇宙秩序。 另一方面，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美学家们将“趣味”视作个人具体的情感和感受，良好的趣味既是健全敏锐的感官能力，更代表优雅理性的文化熏习。趣味实际上是人们道德感的体现，坏的趣味会导致奢侈浪费和性格软弱，造成道德上的缺陷，因此趣味也需要适当的引导与规范。休谟在短文《论趣味与激情的细致》(“Of the Delicacy of Taste and Passion”)中就曾指出，良好的趣味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使我们在悲欢际遇中保持稳定的心性，并能帮助我们在生活中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艺术鉴赏中获得更为持久的享受，因此“趣味方面的敏感是值得我们追求和培养的，而情感上的敏感则是可悲的，只要可能，就应当加以矫正”(休谟，2006：306)。 上述两种论述“趣味”的思路，无论是夏夫兹伯里的新柏拉图主义倾向，还是休谟的经验主义立场，他们或将“趣味”置于某种完善秩序的从属，或与道德行为和社会规范相联系，这种美善合一的倾向对18世纪西方美学影响颇深。由于洛克的影响，持经验主义立场的论者们更产生了这样一种倾向：他们不仅把美感建于感觉之上，而且还把美本身同感觉等同起来，进而将审美与快感、道德、功利等因素混淆在了一起。里德正是在这一点上另辟蹊径，他对于趣味独立性的强调，在当时的美学氛围中独树一帜，更提供了与康德区分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截然不同的思路。 里德认为趣味的根源既不是出于纯然主观的快感，也非依附于某些客观属性，而是心灵的自然活动。里德对趣味的理解，与他对当时经验主义哲学的批判息息相关，他指出这些看似精妙的理论违背了人性中的常识信念，造成了片面和极端的思想。里德主张健全的常识才是知识真正的基础：“这种初始的、自然的判断是自然为人类理解提供的一部分配置。它们有如我们的概念或简单领悟一样，是上帝的授意。它们为我们的一些日常事务提供指导，而理性能力在这些事务上把我们带进黑暗。它们是我们构造的一部分，是理性作出发现的基础。它们构成了我们称作的人类常识。”(里德，2009：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