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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历来被认为是儒家美学的重要观念和范畴之一，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中庸”“中和”“中正”等概念，彰显着儒家美学崇尚中正平和、不偏不倚、温柔敦厚的“贵中”精神。随着战国竹简文献的发现与问世，“中”观念的来龙去脉、价值影响得以更加明确与清晰，即尚“中”、贵“中”是中华民族具有的一种观念，在“前”儒家时期就已出现，儒家美学是对这种观念的传承、发展与拓展。它以甲骨文、金文之“中”为源头活水，至迟在春秋中期形成了技艺、情感合于“中”的观念。春秋末期，孔子将“中”吸收进他的思想中，开始成为儒家美学的重要内容。战国时期，《中庸》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中”，提出了人的举手投足、思想情感须符合“中庸”“中和”的标准，这样才能进入集真善美为一体的“天人合一”境界。这种以甲骨文、金文之“中”为源头活水，经春秋时期的发展，最后积淀于儒家美学中的“贵中”精神，对后世儒家美学乃至整个中国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华简《命训》与传世文献《逸周书》中的《命训》内容大致相同，应为春秋中期的作品⑧。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天命的训释，旨在告诫统治者如何为政治民，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清华简《命训》认为，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关键是“度至于极”(第2简)⑨。晋孔晁《逸周书·命训注》曰：“法度至中正也。”⑩即礼仪法度中正而不遭到破坏。这就说明，清华简《命训》要求礼仪法度符合“中”的原则，才能免遭破坏。易言之，礼仪法度应该有所节制、符合规范而不能“淫”，因为“淫”就是过度、僭越。 命令、赏罚等都是国家行政、君王统治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是过度地强调和施行(“淫”)这些手段不仅不能使社会和谐、国家安定，反而会激起人们的反抗心理，威胁社会、国家。所以，清华简《命训》曰： 极命则民堕乏，乃旷命以代其上，殆于乱矣。极福则民禄，民禄干善，干善违则不行。极祸则民畏，民畏则淫祭，淫祭罢家。极耻则民枳，民枳则伤人，伤人则不义。极赏则民贾其上，贾其上则无让，无让则不顺。极罚则民多诈，多诈则不忠，不忠则无复。凡阙六者，政之所殆。(第8—10简)(11) “极命”、“极福”、“极祸”、“极耻”、“极赏”、“极罚”之“极”不同于“度至于极”的中正之“极”，它是过度的意思，即“淫”。在《命训》看来，过度的号令，民众就会懈怠，懈怠就会不听从号令而以下犯上、近乎叛乱；过度赐福，百姓则会贪禄，贪禄就会伤害善事，伤害善事、违背道义则善事将不流行；过度降祸则百姓畏惧，畏惧则会频繁过度地祭祀，频繁过度地祭祀就会废财败家；过度耻辱，民众就会受到伤害，民众受到伤害就会伤及他人，伤及他人就会不义；过度赏赐，民众则多诈伪，多诈伪就不忠诚，不忠诚就没有报答之心。质言之，这些过度(“淫”)之“极”威胁着中正之“极”，会产生清代学者唐大沛所说的“过中之害”(12)。此外，这六种“极”(“六极”)不仅与“中”相悖，还会最终导致“政之所殆”的严重后果。 清华简《命训》反对六种过度之“极”而倡导中正之“极”，即倡“中”抑“淫”。具体来讲，清华简《命训》所倡导的中正之“极”也分为六种，如： 曰成则敬，有常则广，广以敬命，则度[至于]极。夫司德司义，而赐之福，福禄在人，人能居，如不居而重义，则度至于极。或司不义而降之祸，祸过在人，人[能]毋惩乎？如惩而悔过，则度至于极。夫民生而耻不明，上以明之，能无耻乎？如有耻而恒行，则度至于极。夫民生而乐生谷，上以谷之，能毋劝乎？如劝以忠信，则度至于极。夫民生而痛死丧，上以畏之，能毋恐乎？如恐而承教，则度至于极。(第1—5简)(13) 以上材料中的“极”为中正之“极”，“敬命”、“重义”、“悔过”、“有耻”、“忠信”、“承教”都是让礼仪法度合于中正的基本保障，做到以上六点，才能达到“六极”，即六种中正。而清华简《命训》曰：“六极既达，九间俱塞。达道道天以正人。”(第5简)(14)传世文献《逸周书·命训》“九间”作“六间”(15)，当如是。所以，清华简《命训》认为，“六极”(六种“中”)达到以后，“六间”(六种“淫”)就被填塞了，以中和之道言说天道，才能真正地发挥“正人”的作用，进而才能正天下，最终防止“政之所殆”的发生。 如果说以上对中正之“极”的倡导还只停留在政治领域，那么，清华简《命训》将中正之“极”作为礼艺、情感的规定则指向了美学。清华简《命训》曰： 抚之以惠，和之以均，敛之以哀，娱之以乐，训之以礼，教之以艺，正之以政，动之以事，劝之以赏，畏之以罚，临之以中，行之以权，权不法，中不忠，罚[不服]，[赏]不从劳，事不震，政不成，艺不淫，礼有时，乐不伸，哀不至，均不一，惠必忍人。(第11—13简)(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