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辞书》（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是五四时期以“新文化”命名的唯一较大型百科全书。它最早出版于1923年10月，此后又多次再版。民国时期至少出版过不下于10版①。同时，其销售广告也在各大报刊不断刊行，在社会文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于此书，学界以前并非完全没有研究。2004年，台湾学者王飞仙聚焦于《学生杂志》的专著，就涉及了对《新文化辞书》的讨论，该书秉持探寻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以启蒙牟利”的目的传播新文化的思路，以《学生杂志》为例，揭示了出版商及学者、学生等如何介入、传播并进而改变新文化运动思想特质的历史过程。作者分析了《新文化辞书》所呈现的“简单、易懂、实用、肤浅”的“外来、时髦”的“新文化”图景，并强调“这本辞书以往为研究者所忽略……可为考察新文化运动影响力的实例”②。王飞仙关注本书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思路，给笔者以诸多启发。2007年，德国汉学家梅嘉乐（Barbara Mittler）撰写《“为人人所必需的有用新知？”——商务印书馆及其〈新文化辞书〉》③一文，也专门讨论了该书，后收录在由陈平原、米列娜主编的《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一书中。梅嘉乐从“百科全书”构建新知识秩序的独特视角，粗略讨论了《新文化辞书》，也不无新意。 本文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就此书的编校、商务印书馆文化姿态的调整、该书选择和构建新文化知识的特点，以及它的激进文化导向和传播情形等问题，再做一点具体推进与深化讨论。在方法上，则除了注重文本细读外，还注意较为充分地去利用和解读当时关于此书的各类“广告”，它们是表达文化关切、展示文化姿态和建构文化形象的出版符码。 一、“启蒙的生意”：“五四”后商务印书馆文化姿态的调整及其动力 “启蒙的生意”一词借自美国著名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他在探究启蒙运动如何在社会中传播这一问题时，通过详细描述狄德罗《百科全书》的“一生”，呈现了启蒙精神自哲学家产出后，如何借助出版商的投机和生意，经由书籍的生产、流通，最终走向整个社会的过程④。达恩顿的思路，也启迪了前文提到的王飞仙。这一思路，的确有助于我们认知商务印书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历史关联。 商务印书馆惯于得风气之先，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一向走在时代前列。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它却曾一度未能跟上时代潮流，游离于新文化运动主流圈之外，并因此引起新文化提倡者阵营的强烈不满。1918年9月和1919年2月，陈独秀两次在《新青年》上抨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落后的文化立场和论调。罗家伦在《新潮》上也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对《东方杂志》《学生杂志》等商务印书馆系列刊物的言论倾向予以贬评。正如李家驹在《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所指出的：“商务的领导层，特别是以张元济、高梦旦为首，在‘五四’前后的心态是极为焦虑的，他们关心商务能否继续在学术和社会变革潮流中居于前列。”⑤五四运动带来了中国出版界的新风潮，高举新文化运动大旗的刊物在市场迅速走俏，新旧姿态的鲜明对比严重影响了商务期刊和出版物的销量。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之下，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学界已有不少优秀成果，为了论述需要，这里仅略做概要性的同顾。 1921年4月，为调整文化出版方略，商务印书馆高层高梦旦亲自北上，力劝新文化主将胡适南下商务办编译所。7月，胡适应邀到沪实地考察商务印书馆，他最终虽没有留任，但推荐了其早年的英文老师王云五。1922年1月，王云五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从部门设置、人员调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由1924年《编译所职员录》可知，此时编译所职员数量竟然增加到了240人，其中有196人均为王云五进所后所引进，可见其改革力度之大。⑥在期刊出版方面，因“文学革命”和“妇女解放”思潮的冲击，《小说月报》的销路大幅下降，此时商务印书馆被迫更换《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主编。《小说月报》改由新文学骨干沈雁冰接掌，从1921年1月起以发起“文学研究会”为标志，迅速成为新文学的主阵地。1920年初起，《东方杂志》主编、曾为陈独秀的著名论战对象的杜亚泉也被改换，杂志调整后逐渐赢同更多的社会关注。在出版物选择方面，商务印书馆更摆出了鲜明的新姿态，推出多种以“新文化”为名的丛书，并打出“新人物必备新文化书”的口号，凭借其原有的强大文化辐射力，很快成为“新文化”出版的主力军。总的来看，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全面的革新，卓有成效。有研究者评论说，在20世纪20年代，传播“新文化”最为有力的就是商务印书馆与其他上海出版同业⑦，此论大体属实。 《新文化辞书》正是商务印书馆这一出版策略调整的直接结果。《新闻报》所谓“闻该馆以此书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纪念的刊物”⑧，或可证明该辞书在书馆“归化”新文化阵营方面的某种标志意义。1924年该书再版时，书中又打出“新人物必备之书”⑨的旗号作为内广告，从而更鲜明、充分地表明了其调整后致力于“新文化”出版的自觉姿态。 启“新文化”之蒙、鼓“新文化”之气、赚“新文化”之钱，这种既启蒙又赚钱的新文化出版方针的确立，是商务印书馆高层此时的明智决策。作为商务印书馆文化姿态调整后从事“启蒙的生意”的代表举措之一，《新文化辞书》的编纂出版意图，在当时的广告中表达得毫不含糊：“我国近年来的新文化运动，把国人的智识欲望增高了。凡从前博学深思之士所能备具的学问，一般民众都应该加以修习；而现代繁复的生活状况，亦非有丰富广博的智识不足以适应。本书的编纂原因，就是想把最适切的求知工具来贡献国人。”⑩这个目的，与编纂者唐敬杲在“辞书”序言中的表述也基本一致，就是要给一般民众提供一个好的认识工具，让他们可以对近代社会的各种主义、学说、世界新潮，以及较早传入中国的佛教、基督教等外来文化，能有一个全面、确切、系统的了解，以帮助国人增进智识、更好地适应繁复的现代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