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政争、工商业与五四运动的形成

作 者:
江沛 

作者简介:
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350)。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近代传媒业、邮政业兴起,奠定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传播的技术前提;通过传媒技术实现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信息在欧亚大陆间的传播,新式学堂最为集中的北京,成为近代思潮的集中载体,五四运动应运而生;因时局变动,研究系、直系、西南各省和国民党等政治力量,在反对皖系政权上目标一致,持续鼓动运动发展。运动在北京受阻后,近代工商业发达的上海因工人阶层及商业群体的规模性承接了运动的转移和持续。正是技术性因素、新式教育的成长、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诸种政治力量的交织作用,共同导致了五四运动自北向南、由商埠至乡镇的广泛性传播。显然,五四运动是近代技术、政治力量及民众共同推动的结果,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字号:

      一、问题缘起:五四运动兴起的前提何在?

      百年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①,引发历代学人的持续关注,讨论“五四”的论著难以统计②,对“五四”的缘起、过程、价值和意义均有精深分析。论点诸多,但有一个现象或可为学者公认,即到目前为止,不少学者在关注五四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及意义并讨论诸多因素时,却极少从具有根本意义的传播、交通技术的社会功能切人,实质上只是探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爱国运动的思潮意义与社会影响间的直接关系,并未深究这场席卷而来的思潮所以形成的技术根源,从而割裂了近代技术、经济与思潮变革、政治动向间的关系,极易形成社会变革只需思想文化先行且与工业技术发展关系不大的错觉。研讨“五四”政治价值的论著不少,而较少从政治力量推动的角度考察。这一现象近年来有所改变③,但尚有较大空间可以讨论。

      从社会组织和文化演变的一般规律来看,一个区域或国家范畴内共同体的形成,建立在民众间持续的相互交流并逐步形成血缘、情感、习俗和思维方式上近似性认同的基础上,表象与结果是认同,前提与必要条件是借助于交通、通讯技术方可完成的相互交流。在前近代时期,基于自然力的交通方式运行成本过高、效率过低,阻遏了人类成规模、远距离、高效率的交流,社会型组织因环境阻碍难以形成,家庭、家族成为社会自治的无奈选择,人们的地方主义意识和家族意识浓厚,文化认同和民族国家意识不易凝聚,政治性群体动员难以奏效,正如郑观应所言,中国幅员辽阔,“各省距京师远则数千里,近亦数百里,合沿海、沿边诸属国,属部、属藩周围约四五万里,鞭长莫及,文报稽延”④,信息传播极其困难,社会信息空间极小,如此广袤区域内自然难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更遑论基于此的群体性运动。孙中山所称中国人缺少民族国家观念,政治上时常表现为“一盘散沙”,就是这种落后生活方式的后果之一。

      由此或许可以理解,1895年甲午战败后的割地赔款和1900年庚子事变失败以及耻辱性赔偿条款的信息,限于技术条件仅在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间传播;清廷甚至制造清军大胜的图画四处散发以愚弄民众⑤,各地民众难以了解真相,即使获得相关信息,也因不具有民族国家意识而自觉事不关己,无法凝聚成群体性的共同感受,同样不可能形成群体性的抗议事件。

      现代传媒技术的功能在于快速传播信息,并使信息呈现即时性、公开性和受众广泛性的特征,在短期内使一两个社会问题成为关注焦点,舆论浪潮常会亢奋民众情绪并相互激荡,造成集体社会行为的氛围,政府不得不作出反应以免社会暴动不期而至,对立力量则会极力推动以达相反日的。这种博弈潜藏于思潮背后或不为人知,却是一时思潮的重要推手。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之所以能刺激全国并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和群体性抗议活动,关键在于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基于外贸拉动的对外开放、新式传媒与交通技术改变信息传播方式、西学渐兴、倡导政治共和但新旧纷争深刻激烈的复杂社会形态中,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传入并激发起“亡国灭种”的心理压力,各种政治力量从中兴风作浪。在此复杂背景下,或许才可以理解那一时代下人们的价值观与思想方式的变革,揭示出五四运动的诸多复杂面相,进而更为深刻地理解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必然性。

      二、奠基民族主义:技术推广及现代教育展开

      如果放眼以工业技术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向全球持续扩张的世界近代历史进程可知,其实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并非由20世纪初发端,也不只是发生在辛亥革命后政治体制的巨变上,而是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始展开的技术与经济变革,才推动起“千古未有之变局”,成长中的工业尽管薄弱,但对能源、交通、通信业产生了持续性需求。60年代,西方外交人士和商人尝试推动在中国铺设电报线路。在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以天津为中心展开全国电报网络的建设,铺设了多条国际电报线路,线路总长3300余公里⑥。至20世纪10年代,全国重要城市均接通了有线电报线,无线电报也在扩大联通中,莫尔斯自动电报机被批量引进,以电报为主的近代通讯技术联通世界,信息得以长距离快速传输,各大报纸有了充足稿源,直接改善了新闻采集和传播的方式。

      19世纪以来,传教士将西方近代印刷术带入中国,历经改造与适应,使报纸、书籍、杂志的批量印刷有了可能,也使知识的廉价复制及快速且广泛的传播成为可能。在印刷技术推动下,清末最后十年间,出现了140余种白话报及杂志⑦。1912年,上海申报馆购进亚尔化公司的双轮转印刷机,最高印速2000张/时,虽非世界最高水平,但印刷效率大大提高。商务印书馆引进了世界上最好的凸印、平印、凹印、珂罗版设备及技术,印刷质量显著提升。⑧同一时期,大英机、米利机、轮转铅版等各类印刷机相继进入上海和全国各地⑨。1919年,全国有报刊400余种,如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上海的《申报》《东方杂志》、天津的《大公报》等,适合于不同程度的读者。同时,印刷机可以快速印制小册子、传单、揭帖等宣传品,宣传效应在五四运动中广受关注,“揭帖标识视同仇敌”⑩,形成维护主权的滔滔民意。口口相传、纸笔传抄是最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近代印刷术的应用带来了信息网络的颠覆性变革,文字及信息的传播带来了本国语言的无限扩张,这是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核心基础,正如有学者所言,“把广袤的地域和庞大的人口凝聚成一个文化整体”,这就是印刷机和土木工程的社会意义(11)。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伴随着五口通商而来的是现代轮船运输业的展开,沪港航线于1851年设立。其后沿海航线联结了所有开埠港口,内河航线则沿长江深入南京、汉口、九江等内陆河港。自1875年英人在上海修建淞沪铁路(后拆除)以来,陆上交通方式发生巨变。至1912年底津浦铁路通车止,中国共有9000余公里的铁路线,京汉、津浦、沪宁、正太、胶济、陇海、京张、京奉、南满、中东等线联结了东中部主要城镇和港口城市,为邮政业开通奠定了交通基础。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