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共根据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汉全,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浙江 杭州 311121)。

原文出处: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在22年的根据地建设时期(1927-1949)中,不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且高度重视并领导学术建设工作,并使之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围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中心,不仅沿着革命逻辑而展开,而且在科学地认识国情、服务于革命形势需要、具体地完成革命任务之中,集中表现了革命话语中的学术诉求。中共在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是思想创新与学术创造的互动历程,学术建设不仅推进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创新,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而且学术研究本身亦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涌现出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并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对学术建设的领导,在领导方式上大致有指引学术研究的前进方向、建立相应的领导学术的机构两种形式,并形成了包括译介活动、学术运动、学术论战等在内的学术运行机制,开启了学术文化建设与政治发展同命运的道路。中共根据地的学术建设,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学理支撑,从而也为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打下了重要基础。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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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是一个值得耕耘的学术新领地。201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笔者发表《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历史经验》,认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学术中的指导地位”“加强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调查研究”‘重视研究和遵循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有效地占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领域”这四个方面[1]。今天看来,这样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具体化。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从事民主革命的艰苦实践中,就自觉地开展大量的学术建设工作。特别是在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中根据地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学术建设卓有成效,影响深远,不仅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而且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学理支撑,并为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打下了重要基础。而就整个中共历史来看,根据地建设时期的学术成就及其所培养的学术队伍,乃是建国后学术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尽管建国后的学术建设出现过重大的曲折。故而,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是当今中共历史研究者必须纳入视线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研究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固然可以从多个层面、各种视角,乃至从各个学科来进行,但大体上不能离开中国革命历史进程逻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逻辑的关系。道理很简单,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继续坚持并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同时,高度重视并领导学术建设工作,使之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而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而言,它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根本上是循着中国革命的逻辑而兴起的,在坚持学术研究科学性的同时,又坚持学术研究的革命性和现实性,不仅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来研究中国社会现象的各个方面及其规律,而且重点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并切实地提出和研究中国革命过程中所急于解决的课题。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并且也是不可否认的。遵循基本的事实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问题,并按照中国革命历史进程逻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逻辑的关系来进行诠释,也就不难形成这样的研究结论: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建设时期的学术建设,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学术研究的积极领导和有效组织,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话语建设、学术运行机制形成的重要贡献。本文的主旨,就在于从革命历史维度、思想创造维度及政党领导维度,来阐发这一研究结论。

      二、革命话语中的学术诉求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是在革命话语中进行的,不仅与当时严酣的政治斗争形势密切关联,而且体现着学术建设服务于革命斗争实践的诉求,可以说,无论是学术建设的起点与归宿,还是学术体系中的主线意识,皆体现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因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问题,也就需要从革命历史维度加以学术上的认知。从革命历史维度来看,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围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中心,不仅沿着革命逻辑而展开,而且集中表现了革命话语中的学术诉求,这大致有以下三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科学地认识国情。对于坚持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只有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识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应该说,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及其以后一段时间,就十分关注中国国情的研究。譬如,1922年1月15日出版的《先驱》周刊,在发刊词中指出:“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3]又譬如,李大钊在1924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指出:“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4]然而,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同时,也就更加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尤其是需要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中国历史演进历程作出学术上的说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为了科学地认识中国现实的国情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开展的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则是为了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国情。就此而言,前者主要在于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形态、中国农村社会有着怎样的基本特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而后者就在于通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研究,具体地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术研究工作,始终是以研究中国社会为基本内容的,同时也是以认识国情为重要目的的。这里所谓认识国情,最突出的就是认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这是进行中国革命的出发点。而从结果或影响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学术建设中所开展的国情研究,确认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合理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诠释水平,并为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学术体系奠定了学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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