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与中共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

作 者:

作者简介:
蒋建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军事历史

内容提要:

红一方面军1936年春的东征,巩固和发展了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推动中共和红军“北上抗日”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征山西的决策,以打通抗日路线为至高目标,在其行动过程中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有力促进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东征的直接作用下,中共与晋绥当局阎锡山建立了有固定活动区域和共同统一战线组织的密切合作关系,为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3个师在山西全面展开和迅速壮大,以及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能够以山西为战略支点深入华北敌后开辟多个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东征是中共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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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东征,作为红军长征史范畴内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但它和三大主力红军及红25军长时间、长距离的战略转移不同,更像是一次往返75天的“短促突击”;作为以开赴抗日前线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又处在十四年抗日战争时段内),但作战对象却既不是日本侵略军,也不是他们组织的伪军。这种特殊性表明,红军东征是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举措。深入分析看,东征上承红军万里长征未竟之业,下启中共八年抗战亘古之功,推动了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

      一、东征巩固和发展了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长征抵达陕北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后,中央红军以寻找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为目的的战略转移,看似已经完成。但实际上,完整意义上的红军长征并未结束。这不仅是因为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尚在长征途中,更主要的是因为长征所肩负的多重使命还未实现。

      就根据地问题看,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弥足珍贵,但它当时偏于陕北一隅,红25军与陕甘红军会合时根据地发展到20多个县,人口有90余万①;这里是单一的个体农业经济,几乎没有工业,而且土地贫瘠、交通困难,发展水平极其落后;更为严重的是它正遭受着国民党东北军、第17路军、晋绥军和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以及宁夏、甘肃军阀武装的20万大军“围剿”。这里作为陕甘支队和红25军的落脚点已经难以为继,更不足以承载中国革命骨干力量的适时北移和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的战略重任。因此,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是红军东征的基本意图之一。

      红军东征最大的顾虑是能否保住来之不易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和红军主要将领有不少人对毛泽东提出的东征心存疑虑。彭德怀作为东征军的司令员,甚至在已经率军抵达前线后的1936年1月26日,仍郑重地致电当时在陕甘的四位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自遵义会议以来实际成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的王稼祥,忧心忡忡地指出:“陕北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的有利领域,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的旗帜,应以如何手段使之巩固扩大,如红军行动有脱离这个苏区危险性可能时,都是不正确的。”他在电报中还特意告诫“不要忘记第一次到遵义轻易入川的教训”②。彭德怀所说的是,遵义会议上决定放弃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建立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改向川西发展,结果致使中央红军经历了四渡赤水那100多天的艰苦转战。几十年后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回忆,东征时他考虑到红军经过长征的长途跋涉后体质很弱,而且人数很少,加上刘志丹和徐海东的部队也不过1.3万人,因而提出过河是必要的,但必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结果,“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③。可见,当时作出东征的决策是要下极大决心的,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是固守陕甘根据地,还是向外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1日给张闻天的电报中就提出“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与我们脱离的方针”④,并在瓦窑堡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时进一步阐述,其基本思路是以发展求巩固。他的这一主张得到张闻天的积极支持,他在毛泽东发言之后表示:“我是反对长久停留一地的。五次反‘围剿’战争经验证明,这样做反而伤元气遭受损失。为了长期与敌人作战,红军行动要更广泛,更活一些。红军走了,敌人注意红军,苏区才能巩固。”⑤为坚定全党全军必胜的决心,张闻天提议中共中央随军东征。这般破釜沉舟的气势,给红军将士的感觉,东征就犹如红军再次踏上长征路,显示出这一决策的非同一般。第二是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东征前夕,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对向外发展的方向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商讨,最后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向东发展。第三是能否冲破黄河天险并在与阎锡山部队战斗中取得胜利的问题。那时,阎锡山统治和经营山西已经25年,有8万多优良装备的晋绥军,并且在长期的军阀混战中养成善于打防守战的战术素养。因此,红军要以寡抵众、以弱抗强,并且要跨越黄河天堑深入敌人腹地进行攻势作战,风险极大。第四是东征的红军在战局出现不利局面时能否安全撤回,以及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否会因主力红军东征而丧失的问题。

      对此,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极其审慎地做了充分的准备。其一,乘直罗镇战役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围剿”之威,红军各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分别对“围剿”陕甘根据地之南北两线的东北军和陕北地方军阀及地主武装等进行了有组织的进攻,震慑了南线的国民党军,扫清了北线东征前进道路上的敌人武装。其二,对陕甘根据地周边的各派力量,大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1月20日红军代表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在洛川谈判,与东北军达成了在共同抗日的意愿下双方各守原防、恢复通商的协议,并与陕北军阀高桂滋达成合作意向⑥,缓解了东征的后顾之忧。其三,进一步肃清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理治等在陕北发动错误“肃反”的恶劣影响,大力加强中央红军、红25军和陕甘红军之间的团结,扩大和整编地方红军。其四,实行广泛深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教育,调整对富农政策,努力发展经济,从内部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其五,派出有力武装保护黄河各渡口,掩藏和整修渡船,部署接应部队,切实保证东征主力必要时的回撤线路和安全。由于有了上述准备,在东征后期当国民党中央军15万大军进入山西后,战局出现重大转折时,东征红军得以及时安全地西渡黄河回到陕甘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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