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阅读与接受

作 者:

作者简介:
金伯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抗日战争研究

内容提要:

《论持久战》作为指导抗日战争战略与政略层面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共宣传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日根据地的中下层干部与基层兵民接受《论持久战》,主要通过中共的宣教工作。总体来说,中高级干部多被要求自修并深入研习《论持久战》,下级干部一般通过教材与课程的学习了解《论持久战》,《论持久战》的学习,属于基本理论与政策教育的范畴。在基层的社会教育与战士教育中,《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则被“简化”,成为民族意识教育、政治常识与文化知识学习的一部分。中共向来重视立场教育,为适应国共斗争的形势,对《论持久战》的宣教,既渗透着阶级观念与马列主义价值观的鲜明立场,也暗含对“持久战”话语权的争夺。随着中共抗日实践的深入与毛泽东地位的升高,中共通过立场教育在党内实现了对“持久战”话语权的有效占领。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字号:

      纵观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涌现出的诸多军事理论著作,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极具代表性的经典。《论持久战》不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近代军事理论研究中绕不开的一环。学术界关于《论持久战》的研究层出不穷,范围不仅限于历史学领域,还涵盖军事理论、党政建设等领域。围绕其影响与传播的研究,多集中在党内外及国内外军政高层的反应上。①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与同时代其他军政要员的理论作对比的研究亦不在少数。②2018年时值《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其研究再次成为学术热点,代表性研究有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③、桑兵《全面抗战前持久战思想的发生与衍化》④、鄢海亮《毛泽东〈论持久战〉版本研究》⑤、曹应旺《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论持久战〉》⑥,等。

      中共向来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党的领袖既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又是革命斗争的践行者与擎旗人,领袖著作并非单纯的理论阐发,还担负着指导干群实践的任务。因此,《论持久战》地位必然举足轻重。但是,学术界针对根据地普通干部群众阅读与接受《论持久战》的研究并不多见。⑦对他们而言,《论持久战》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论持久战》及其核心思想是如何被不同人群所接受的?学习方法又有着什么样的特点?这些问题还没有被系统解答,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论持久战》因其典型性与影响力,亦十分适合作为考察载体,帮助我们从接受史的视角一窥中共基层宣传、教育的具体模式与特点。⑧

      《论持久战》发表之初

      在《论持久战》发表之前,社会舆论对抗日战争过程之艰苦、时间之持久是有广泛认识的。全面抗战爆发不久,《申报》即发文称“全面抗战是持久的有准备的抗战”。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在1937年8月1日中央军校扩大纪念周上的讲话,就道明了抗日斗争需要“持久奋战”⑩,10月10日发表的国庆日《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更是向民众宣告“要认定抗战断不是一年半载可以了结”,“真正的胜利必须从持久苦斗中去求”。(11)中共方面关于抗日持久战的言论更为丰富,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即强调“我们的最基本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12),朱德、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都曾在公开场合发表过支持抗日持久战的言论。(13)1938年春,经过对抗战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讲话,并以此为基础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

      从部分干部的日记与回忆录看,《论持久战》在发行半年内就为不少干部阅读、学习,如王恩茂于1938年9月阅读了《论持久战》(14),在延安担任文协秘书的高敏夫,1938年8月就开始陆续散发《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的小册子(15),吕正操在河北抗战学院开学典礼上为学员们讲解了《论持久战》。(16)据冀中区干部回忆,冀中区领导机关从广播中收听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随即组织印发这两本书,并号召党政军学民各群体进行学习。(17)

      不过,受限于当时印刷、通讯不便以及动荡的战争环境,且中共主管的大报《新华日报》与《群众》等报刊没有全文刊载,发表初期其影响力还没有充分展现。(18)《论持久战》首次发表在《解放》周刊,并由解放社于1938年7月初印刷出版,而后又于1938年9月在上海发行。除此之外,较大的根据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印刷厂与出版社。如晋察冀边区建立了火线出版社,并编印了《论持久战》《马列主义初步》《中国革命运动史》等书籍。(19)当时的中下级干部阅读《论持久战》,除了能够有机会迅速得到的报刊资源,多数还是靠购买、传阅已刊印发行的小册子。

      因武汉战事紧张,前线官兵没有过多时间对理论著作进行系统的学习也是确实存在的情况,且中共自身对抗日战争还处在不断摸索的阶段,难以形成系统的战时教育体系。罗荣桓曾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直言部队干部缺乏系统教育:“干部对理论学习有热烈的要求,但没有此种教员,教材也成为严重的问题。现在虽有一些书籍,但都不适合他们,自己虽编了一些,但没有系统。”(20)以1938年初冀中区举办的“安平干校”为例,教材与教学内容都还没有制度化:“无论是军事训练也好,政治训练也好,总的是一项原则,部队需要什么,就训什么,教什么……接受政治教育,没有现成的课本,由主讲人写个授课提纲,就用这个提纲给大家讲课,教员讲,大家听,辅之以讨论。”(21)由此可见,当时的干部教育尚没有体系化,也没有统一认定的指南性书籍,这与后来将《论持久战》和《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简称“《论新阶段》”)等毛泽东著作指定为常态化干部学习书日不同。(22)可以想见,在发表之初,《论持久战》被接受的过程多少有些滞后。如高敏夫虽然在1938年8月便散发了《论持久战》的小册子,但他开始认真阅读《论持久战》,已是同年11月的事了。(23)

      时任三五九旅政工干部的王恩茂,负责所在部队的日常政治教育工作,1938年7月13日,他“到一队上政治课,讲‘如何继续持久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虽然这一天已在《论持久战》公开发行之后,但在他1938年9月4日的日记中,才第一次有明确记录“看了毛主席著的《论持久战》”。(24)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王恩茂所讲授的政治课程与《论持久战》无关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