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仅与异见相随，而且与共识相依。有异见而无共识，有纷争而无权威，势必导致极端民主化。打压异见、惩办不服从者，可能会强化集中制，也可能透支上层的权威，并加剧组织内部的紧张与对抗。列宁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集中制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更是一项铁的纪律。但是，使原则或纪律从文本转为实态还有赖于诸多硬的及软的、内部及外部的约束性条件。从制度成长的角度观之，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文本尚在书写阶段，法条式的制度文本尚未定型，遑论内化为行动者的自觉遵循。所以，无论是集中（权）制抑或民主集中制都还处在制度构建的初期，作为一种即时性的制度安排，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低制度或弱制度，难以彰显制度的刚性与权威，因而在对制度的预期与实际产出之间势必存在不小的裂口。 关于蔡和森改组顺直省委时存在“极端民主化”的问题学界多有涉及。①极端民主化，广为人们熟知缘于《古田会议决议》。1929年底，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内存在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并提出了消除此类现象的方法：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该决议随着毛泽东政治地位的上升在全党全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1927-1928年，这一概念便常见于党内文件，考察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急速的变化，即从集权型组织曲变为纷争型组织。尽管纷争型组织形态在中共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留给后人的启示非常深刻。 一、语境：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面临的窘境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继而推动国共合作，党在南方的活动遂由地下转为公开。随着中共势力与影响力在各地尤其在南方急速扩张，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不断制造党际矛盾。中共内部在如何回击国民党右派的议题上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强势主导下，党内的异见受到节制，中共党内的组织控制力与统合力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削弱。北伐战争以来，随着战场上北洋势力的溃败与国民革命军控制区域的快速放大，共产党也在分享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自中共四大以来，“革命发展得很快，党的长大也同样的快。从第四次全国大会到现在，党员自九百余人增至五万余。党的政治影响比数量的增加更快”②。此刻，胜利主义情绪不仅弥漫在国民党内，共产党人在品尝胜利果实的同时，也在积极设法巩固并扩大本党的胜利战果。两党均不再视击溃北洋政权为遥不可及，对即将迎来的建国立政充满期待与想象。 当中国再次迎来由打天下向坐天下过渡的时间窗口时，每逢建政时刻难免出现的排他性冲突再次突显。相对弱势（尤其是军事上）的共产党为共享胜利果实，一直没有放弃对国民党“左”派的争取，但国民党右派早有独自建政的强烈冲动。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来，心存分享胜利果实的共产党人即刻成了昔日盟友追杀的对象。中共五大以后，上层领袖及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之间的歧见骤增，集权体制已变得越来越脆弱。“湖南从五月二十一事变以后，一直到六月十八的期间之内，是没有党的领导，无论是党和民众团体，都是散伙的。”③至“七一五”武汉分共，国民党内部就分共达成共识，共产党人如过山车般从胜利主义坠入了失败主义甚至“散伙主义”的窘境，全党几乎陷入了“散漫无组织的状态”④。 政党在政治与军事上的挫败往往会激化其内部的纷争，纷争将冲击着党的组织体系与中央的权威，对一个由缺少政治历练的由年轻人刚建立的政党来说更是如此。28岁的瞿秋白在“四一二”政变后说：“我们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作为党中央常委的我，也有责任。我深感在第一线斗争的经验太少，单是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干不好革命。”⑤八七会议正是在共产党濒临“完全破产”之际仓促召开的。⑥因安全形势所迫，会议的会期虽短，但议题甚多，且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与会者情绪激昂，既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会议虽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决议案，但绝非深思熟虑，且难以掩盖中共在此刻面临的窘境，这为其后地方党组织在贯彻八七会议决议的过程中产生分歧甚至冲突埋下了伏笔。 （一）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责任者及党制问题 所谓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要是指国共合作以来中共对日益猖獗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忍让及对“左”派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会议形成的决议指出：“这些错误并不是指各个的偶然的错误而说的，而是说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的规定将来的工作，自然更不能进行革命的斗争，以适应当前的艰巨职任。”⑦如是，八七会议之前的中共中央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关于错误路线的责任者，7月下旬才抵达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说：“过去错误的责任问题，中央的领袖独秀同志有许多问题。……以后我们党的指导要集体化，不要族长化。”⑧陈独秀不仅负有“这些错误”的领导责任，而且是党内实行家长制的罪魁祸首。 4月初才从莫斯科回到武汉的蔡和森的发言很坦诚：“现在已经很显然的是机会主义，我们现在不能仍然说国际也有错误，应由政治局负担，不然便是文饰自己的错误。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人，我应负此错误的责任。”他随后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了陈独秀：“要改变党的指导必换新的指导人不可，过去党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