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9)08-0112-09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9.08.016 生态语言学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西方欧美国家产生，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生态语言学作为在语言学与生态学、人类学等学科间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或“跨学科”“超学科”研究，其意义绝不止于语言学内部，而是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近些年来，生态语言学发展迅速，不仅研究队伍急剧壮大，研究成果快速增长，而且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以至学科属性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和特征。为了更好地把握这门学科的未来发展及其对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意义，我们试对生态语言学研究新近出现的一些动向进行进梳理探讨，并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规范剖析，并试图指出其在未来研究中应被加强的方面，以引起学界对于这些问题的更进一步的关注和讨论。 一、从“生态语言系统批评”到更广泛的“生态话语批评” 生态语言学以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存在着相互关联的两大分支或两种基本研究范式：由美国语言学家豪根开创的“作为隐喻的生态学”范式，和由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开创的“批评的生态语言学”范式。前者主张从“隐喻”角度理解生态学，并把生态学的概念、原则和方法移用到语言学研究中。他们把语言比喻为一种“生物种”，强调语言的兴衰变化存在于它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之中。其研究重心在于探究各种环境因素对于语言功能的影响，其目标则在于促进语言环境的生态化和语言种类的多样性。韩礼德也坚持语言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但与豪根不同的是，他主张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理解生态学；研究语言在环境(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改善和恶化中所起的作用，倡导把语言学研究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来探索。①为了探讨语言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影响和作用，这一领域的学者从韩礼德始，便注重对由“语法”和“词汇”组成的“语言系统”和对作为“语言运用”结果的话语或文本中的生态或非生态因素进行批评分析，“批评的生态语言学”的名称便因此而起。其中，前一种批评又称为“语言系统批评”，后一种批评又称为生态“话语批评”。 豪根的隐喻模式在1980年代非常流行，但韩礼德的批评模式自1990年代产生以来，便成为一种影响更大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范式。当今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动向则在于，不仅“批评的生态语言学”范式更加重要，而且在这一研究中，还出现了从“生态语言系统批评”到更广泛的“生态话语批评”的运动。就像菲尔与彭茨在《在21世纪的生态语言学：新定位与未来方向》中所说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研究或许仍然是重要的，但今天的语言学家大多对话语研究更感兴趣。批评话语分析已经成为语言研究最受喜爱的方法。”“生态语言学家也在不断地关注不同的话语形式，看他们是如何对环境处理产生影响的。他们已经检查了不同社会行为者的话语与/或知觉，如科学家、政治家、公司人员、宗教领导与普通民众在谈论环境问题时使用的话语有何不同。”② 关于这一点，英国生态语言学家阿伦·斯提布也谈到过。他指出，早期的生态语言学批评主要集中于“语法批评”，但目前人们更多地是把目光集中到“话语表现”上。原因之一或许是，我们即使揭示出语法中存在的非生态问题，我们能否通过语言规划改变这种情况也是不确定的。斯提布的做法是，既然我们不能确定改变语法，我们就改变用语言写成的“我们据以生存的故事”。“故事”作为一种“认知心理结构”，尽管直接观察它也是不可能的，但这些故事是有“语言表现”的，分析来自于它们的“语言特征模式”则是可能的。所以他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也就从“批评语法”转换为对涵盖广泛的从报纸、刊物、广告、电影、非虚构小说到视觉图像文本的“话语分析”。③ 生态语言学的话语批评，以往主要是借用“批评话语分析”(CDA)范式，对话语文本中的“非生态性”进行批评，所以这种批评主要是一种“否定性”或“消极性”批评，但现在的话语批评不止于此，它也拓展到“肯定性”或“积极性”批评。如斯提布的《生态语言学》著作就包含了这样的积极批评。《生态语言学手册》也专门收录了他的“积极话语分析”一文。并认为“积极话语分析”“也应该被考虑，并可能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因为它可能会使人们对人类的行为更加乐观——尤其是他们能用自己的语言做什么”。④根据斯提布本人的看法，“批评话语分析关注那些导致人们破坏生态系统的话语及行为，其动机在于引导人们抵制破坏性话语，相反，积极话语分析重在带领我们接近那些鼓励人们保护生态系统的话语与行动，其动机在于推广有益性话语”。但“不管是批评话语分析还是积极话语分析，二者都是用批判性的眼光分析话语，不过二者动机不同”。⑤既然都是用“批判的眼光”分析话语，“积极话语分析”实际上也可归入广义的“生态话语批评分析”，或可看作对“生态话语批评分析”的拓展。这种拓展将使生态语言学的话语批评的范围和范式更为宽广和多样，也为生态语言学批评与生态文学、文化批评的结合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关于生态话语批评分析的这种变化，国内学者何伟也指出，自Halliday(1990)敦促语言学研究者重视语言系统及语言使用中的非生态因素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启了生态话语分析(EDA)实践，以揭示语言使用中的非生态因素。目前，学界主要有批评生态话语分析(CDA)、积极生态话语分析(PDA)、多模态生态话语分析(MDA)。这些话语分析为生态话语分析范式的最终确立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然而它们均不能被看作EDA的最终范式。⑥之所以不能被看作最终范式，原因之一正在于生态话语批评仍呈发展之势，新的范式仍在被探索之中。如黄国文教授就在中国的语境中，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一种“和谐话语分析”范式。⑦通过这些情况，一方面可以看出，当前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所出现的从“生态语言系统批评”到更宽泛的“生态话语批评”的动向；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生态语言学研究在生态话语批评或话语分析范式研究方面所具有的可能空间和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