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一、数字化记忆与被遗忘权 互联网的普及创造了全新的传播模式，其运行机制需要以储存、传输和检索用户分享的信息为基础。[1]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降低了记忆的成本，提高了记忆的容量，使得人类的记忆变得“过于丰富和完善”。戈登·贝尔与吉姆·戈梅尔在《全面回忆：改变未来的个人大数据》一书中，提出生物记忆(Bio-memory)和数字记忆(E-memories)两个不同的概念，认为通过云端存储的方式，数字记忆可以实现对生物记忆的无限延伸。[2]可以说，如“刺青”一样刻在数字皮肤上的往事，打破了人类社会一贯的“遗忘是常态，而记忆才是例外”的平衡。[3] 与此同时，互联网保留下海量的用户数据，加之对数据的即时搜索、关联分析等能力，让人们逐渐丧失了对私人信息的掌控，而对数据的控制与访问权则赋予了科技公司、政府等机构新的权力，数据控制者与用户间的不平等地位进一步加剧。因为“数据不仅与记忆相关，更关乎权力”。[4]数字化记忆作为一种全景控制的有效机制，可能导致边沁笔下的“全景式监狱”[5]。有观点认为，永久性的记忆会造成“寒蝉效应”[6]，无法删除的信息将影响个体的决定和自主权。在互联网语境下，个体以数据形式被监控和凝视，同时个性行为被自己曾经留下的数据限制、驯化、塑造。 为了抵抗这种新的记忆模式与权力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被遗忘权”成为了学界、业界讨论的热点概念。2012年，为强化个人数据保护，欧盟提出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草案，第17条提出了“被遗忘权和删除权”(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to erasure)[7]，后在修改中仅保留了“删除权”，“被遗忘权”的提法以括号形式补充出现，即Right to erasure(“right to be forgotten”)，最终版于2018年5月28日开始生效。2014年，冈萨雷斯诉Google案中，欧洲法院通过判例首次确立了“被遗忘权”，个人可申请删除“不适当的、不相关的、过时的”(inadequate，irrelevant，excessive)搜索结果链接。虽然此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但不少学者认为，“被遗忘权”并非无中生有的创新[8]，而是“遗忘权、删除权在大数据时代下的重述和完善”[9]。 (一)被遗忘权的内涵锚定 目前，学界尚未形成关于被遗忘权的统一定义，国内外学者从多种角度试图对其内涵进行锚定。Koops将这些尝试归纳总结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指应在“适当的时候”删除个人数据；第二种强调社会的“清白历史”(clean-slate)，即用户不应受到过时的负面信息的困扰；第三种从个人自我发展角度，认为人们应当能够不受限制地表达此刻的自我。[10] 第一种类型在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最早提出被遗忘权的迈尔—舍恩柏格(Mayer-Sch·nberger)就持这一观点，他提出给信息一个储存期限是应对“数字化记忆与信息安全”的关键对策。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也从这一角度出发，规定“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控制者“无不当延误地”(without undue delay)删除有关其的个人数据”[11]。Rosen认为，被遗忘权是指“数据主体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相关的个人数据，以使被互联网遗忘的权利”[12]；Terwangne提出，是要求他人在一定时间后删除关于自己信息的权利[13]；段卫利[14]、陈昶屹[15]同样从该角度尝试定义。 第二种类型从社会的角度入手，更加关注机构如何使用信息及其对个体产生的影响，可看做是对“遗忘权”[16]的延续和发展。Werro将被遗忘权视为人格权的一部分，为避免他人将某人与其过去的罪行相联系。[17]杨立新等在对“被遗忘权”的定义中强调“有关自身的不恰当的、过时的、继续保留会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的信息”[18]，也采取了此视角。第三种类型更加强调表达自由，即不用担心现在表达的会对未来产生负面影响。[19]在Koops看来，这种类型突出的不是作为法律权利的特性，而更多是一种利益或价值。从哲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反映了在大数据环境中，个体如何塑造自我。 (二)被遗忘权的态度之争 除了对其内涵的争论，学界对被遗忘权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虽然多数人认可“被遗忘权”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有人担心，“被遗忘权”会建立一种审查制度，特别是在美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冲突[20]，或成为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21]。有人认为，被遗忘权并不能解决根本矛盾，甚至会加剧信息的不对称。“就像在牙疼的时候吃一片阿司匹林，它可以暂时缓解，但是问题还在那里。你需要的是去找牙医。”[22]被遗忘权的提出提高了焦虑门槛，还可能导致史翠珊效应。[23]Ambrose则提出，“被遗忘权”是小题大做，互联网记忆本身也有周期。[24]同时，对被遗忘权的不同态度受到国家自身的文化传统、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欧洲与美国对被遗忘权采取不同的态度：言论自由在美国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优先权利，在宪法中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因而被遗忘权在引入过程中饱受反对，被视为对表达自由的威胁；而欧洲素有保护个人和数据的传统，更加看重个人尊严，因而成为了最早将被遗忘权引入实践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