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429.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9)03-0001-07 1949年，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与使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面对“一穷二白”的国情基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定地认识到，只有发展工业化才能使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工业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1080。“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2]350 一、新中国工业化战略决策实施的条件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具有前瞻性地把工业化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确立了坚定而明确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146其实，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坚定地认为，工业化是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提，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讲道：“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1081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了人民的任务是要实现国家统一，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437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又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3]1477 成立之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接了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条件，经济社会满目疮痍。当时财政收入仅303亿斤小米，赤字达到264亿斤小米，财政赤字约达财政支出的46.4%[4]119；而且整体经济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人口4.8亿人，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近70%，财政收入来源中公粮占50%。“工业没多少”，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仅为30%[5]27，并且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极不协调，所占比重分别为73.6%、26.4%。钢铁产量为15.8万吨，原煤0.32亿吨，发电量43亿度，原油12万吨，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329。但是，要想发展实施工业化战略，必须尽快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毛泽东审时度势地提出“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设想。195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通报，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2]143思想正式确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即用三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通报强调“准备时间，从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尽管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抗美援朝，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热情的支持下，经过这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1952年底，工业产品量大幅度提升，特别是钢铁量高达135万吨、原煤达到6649万吨、发电量达73亿度、原油44万吨，较1949年分别增长了7.5倍、1.1倍、0.7倍、2.7倍。社会总产值1015亿元，较1949年增长了82.2%。其中工农业产值分别为349亿元和461亿元，工业所占社会总产值比例为34.4%，较1949年提升了8.9个百分点；轻工业和重工业所占总产值的比例分别从1949年的73.6%、26.4%调整为64.5%、35.5%。国民收入从1949年的358亿元提高至1952年的589亿元，年均增长18%。[5]29这为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为中国实施工业化战略奠定了物质基础。1952年12月发布的《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正式提出：“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6]3391953年6月份，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由中宣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7]602。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个总路线。这一路线表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并确立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战略目标”[8]。 二、新中国工业化战略实施的资金约束与突破选择 近代以来，只有快速工业化才能赶上现代化的步伐，才能尽快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才能尽快让人民享受到现代文明的物质生活，这些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坚定的共识。不仅要工业化，而且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不仅是按照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必然，而且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做出的必然选择。因为重工业“是建立我国强大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的基础，也是完成我国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基础”[9]308，“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装备”[7]606，“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10]，才能尽快地改变我国落后面貌。重工业是“改变农业、铁路交通以及其他方面落后状态的关键”[11]592，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弯道赶超”的重要战略。 工业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工业基础投入需要原始积累，有了初始资金才能保证工业化的投资，才能形成资本进行规模再生产。而重工业投资大、收益周期长，必须需要大量的资金积累。从世界各国工业化路程来看，基础建设投入需要大量的原始积累，英国、法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大致来源于国内农业剩余的剥夺以及国外殖民的掠夺。比如英法两国通过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为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提供条件。美国通过“西进运动”使领土得以扩张，美国国会在处理联邦土地过程中先后颁布了5000多个土地法令[12]110，土地买卖为美国工业化建设筹集到初始资本。“1873年前美国投入铁路修筑的资金共30亿美元，这笔巨款50%是外国资本。”[13]523应该讲，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要比它在以往任何时候创造的还要多、还要大”[14]36。但同时“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 我国工业化是在低起点、低水平的基础上开启的。“先行工业化国家人均收入都是在超过200美元，工业产值占GDP比重为22%以上、工业部门劳动力就业达到20%以上的较高水平之基础上开始的工业化进程。”[15]187中国人均收入为50美元，不及同一起点的印度，“1952年，我国人均储蓄存款仅为1.5元，国家外汇储备仅1.39亿美元”[16]。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而国家投入基本建设的数额不到100亿元，其中用于工业部门的建设投资仅28.34亿元。“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2]207这些资金如何筹集是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宗旨，决定着不可能把此建立在剥夺与侵略上，脱胎于旧制度的新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有旧制度的痕迹，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必然需要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早在1948年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发展农业生产要为发展工业以及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奠定基础，后来进一步明确“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2]207。当然，国家不是通过剥夺农民和消灭农村的办法来筹集资金，而是要走出一条既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又推动农业发展的道路。那就是向制度变革要资金，即通过农业生产关系的改革推动农业的发展，以此来支持工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