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经济学理论能否自然而然地就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 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和西方世界的地域范围内，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经济学说中占有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理论派别。其主导地位或者表现为它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或者是作为官方经济决策和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石，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西方主流经济学往往不是单一学派构成，而是多种不同思想流派兼容并蓄的多元集合体。它有三个主要的共同特征：一是数学形式化，二是个人主义方法论，三是忽略基础不确定性，即不考虑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问题，或者将之简化为逻辑时间和风险问题。 关于经济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关系，已有很多人作过研究，尤其是已故经济史学大家吴承明老师的论著，如《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论历史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等，更是经典之作。①笔者在给学生上课、写文章和编教材时，经常介绍和引用他的观点。在学习和引用的过程中，笔者也产生过疑问，在这里提出来做进一步的讨论，向大家请教。 吴承明老师说：“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②我接触或参与论文答辩的一些经济史学博士生，确实有用当代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或者从中国古代一直研究到中国近代或当代。一般这类论文的选题比较窄，理论性不太强，如某类税收，某类市场，某项经济政策等。将古代与近代、当代串起来作研究，历史的系统性固然增强了，但笔者心中总有疑问：用当代理论研究古代社会是否科学？当代理论是否具有古今“通吃”的内涵？经济理论是否应该具有时代的特征？ 随着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我心中的疑问逐渐从中国古代的理论适用性向中国近代的理论适用性延展。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将资本主义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资本主义、高度资本主义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他强调，资本主义的这些不同阶段需要区别对待，用不同的经济理论来加以分析。③那就是说，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不是普适的，而应该是有针对性的、特定的，在一定范围和一定阶段才是合适的。 微观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理性经济人和完全信息，也就是完全竞争、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这几个基本假设虽然西方社会也难以完全达到，但正如萨缪尔森所说，这种差异对西方社会来说，只是“近似”的差异，而不是本质的差异。他说：“现在用完全竞争的模型近似地描述经济现实并不过分，没有必要为此而大惊小怪。”④但近代中国的差异不是“近似”的，而是本质的。此处仅就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两条来加以简述。 首先，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都是建立在完全充分的私有产权制度前提之下。但是近代中国的私有产权是不充分不完整的，政治权力体现为最高产权，可以任意侵犯私有产权。⑤ 其次，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理论，即市场出清理论，坚信在价格可以自由而迅速升降时，市场一定会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资源可得以充分利用。完全竞争的四个条件是：市场上有大量买者和卖者；市场上每个厂商提供的商品都是同质的；所有的资源具有完全流动性；信息是完全的。也就是说，市场是统一的，是发育成熟的。但近代中国的市场既不统一，也远未发育成熟。近代中国市场的城乡分割、区域分割现象特别严重，要素流动成本很高，苛捐杂税的壁垒重重叠叠，行政干预横行，统一市场漫漫路远。西方主流经济学也认为西方社会很难达到完全竞争的状态，因此提出“不完全竞争”的概念。但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垄断”和“寡头”指的都是企业，而近代中国更多的是行政性控制或行政性垄断，非经济因素也由此演化为经济因素。在二元经济和割裂市场的条件下，生产要素的价格理论很难简单照搬到对近代中国的分析中去，农村剩余劳动力几乎可以无限供应城市工业的需要，但许多地区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常有在农忙季节回老家务农的习惯，为了正常开工，厂方不得不超额雇工。 最后，完全信息的假设更与近代中国的情况风马牛不相及。在按血缘、地缘、行业等划分的人群或集团内，是讲究信用的，是重视和相互传达有关信用的信息的，是有一套规则的，但这些规则并不普遍适用，这些信息也是有限传播。正如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员吴应图所说，“我国商家习惯，会计情形，素不肯轻示外人，而于业务情形，秘密尤甚”，对于会计师的查账“恐未必乐于推广，以自曝其公司之秘密”。⑥上海的钱庄业者要想加入钱业公会，须把本钱庄的信息报告公会，以便公会决策；但事若涉及公会之外，信息的传递便十分困难。即使对政府的主管部门或相关职能部门，也采取封锁消息、阻断真实信息传递的立场。1930年7月2日，上海钱业公会执委会召开会议，否决了著名钱业领袖秦润卿要求钱业信息公开的改革建议。 西方微观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也在自我反思和寻求变革，以期更加接近实际生活。完全竞争、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的基本假设被一些学者突破，发展出了有限理性、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等新假设，建立并支撑这些新假设的理论基础，如可竞争市场理论、行为经济学理论、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论等。1991年因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R.H.Coase)，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中还说，他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只是“在经济学的某分支或某一领域，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挑战主流经济学”，还没有能够对主流经济学形成“正面挑战”。⑦2004年，美国阿兰·斯密德(A.A.Schmid)的中文版著作《制度与行为经济学》出版，这部书系统阐释了建立在“有限理性”基础上的行为经济学理论，其“内容简介”说，“作者以非凡的勇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众多观点提出了质疑”。⑧可见有限理性和行为经济学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界并不是被普遍接受的。而该书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说，他和他的学生多次讨论过如何将行为经济学理论运用于“当今中国”的问题。⑨尽管提出这些新理论的学者常常不认为他们自己属于主流经济学派，但随着这些理论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泛，他们中的一些杰出人士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属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学派的。相对于传统理论，他们的新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近当代中国经济史。诺斯认为，交易成本理论可以用来分析第三世界国家。⑩寡头理论和垄断理论、博弈论等应该也可以运用于近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但即使是这些比较可用的理论，我们还是要注意各项假设条件，特别在运用公式推导时更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些相对传统的理论及分支就完全不可以用以分析近当代中国经济史，但这种应用应该是创造性应用，而不是照搬式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