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传统中，厦门大学是极具特色的一方重镇，与中山大学的社会经济史传统并称双姝，但又各有特点，这是国内外史学界的共识。厦大的这个传统是傅衣凌先生开启的，而杨国桢先生则是其身后重要的承上启下者。 关于东南数省的地理特征，民间有个说法，浙江和广东是“七山二水一分田”，而福建更甚，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因此，研究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史，离不开对山区、沿海，甚至海洋的重视。傅衣凌先生特别重视山区的研究，他曾认为中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大致先从山区发展到平原，从经济作物发展到稻田生产”的。①杨国桢先生早期遵循傅先生的理路，做过一些山区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着手海洋史研究，所以从傅衣凌到杨国桢的研究，也可以称为“自山而海”的研究；其后陈支平、郑振满的研究，也大体具有这样的特点。换言之，他们是从发扬傅先生的研究，渐至各自走出自己的新路。 这便是本文题目的由来。 傅先生及其弟子研究福建山区的部分成果，可见傅衣凌、杨国桢主编之《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一书。②虽然许多文章没有明确结合山区特点确定主题，但从内容可以看出他们讨论的主要是山区的材料，比如傅衣凌关于耕畜租赁和买卖的研究、杨国桢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研究、郑振满关于闽北乡族的研究等；而杨国桢、陈支平关于山契和福建山地私有化的研究，徐晓望关于闽浙赣山区经济的研究，以及陈支平、林仁川、郑振满对华安仙都和浦城洞头的调查，都集中于山区的主题。 傅衣凌先生对福建山区经济的研究，必须放到当年“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框架中去审视。后来有学者认为，明清山区经济出现的许多新特点，是山区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计模式所致，而与“资本主义萌芽”无关。如果我们忽略这个概念的学术政治因素，可以知道这种看法是并不全面的，因为所有新的经济因素的萌芽，即使是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也都是人们生计模式改变的结果，否则为何千年之前的山区，没有出现后来山区出现的那些变化。至于晚清民国时期山区经济活力的衰退，则是另外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否定前辈学者的判断。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傅先生师徒的研究，是试图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引入到区域史研究的分析框架中，而不是为理论做注的泛泛而论。我们现在的一些研究，因为比老一辈学者那个时代看到的材料多了，分析更具体了，研究更深入了，是很自然的事。不能借着这样的优势，就去指摘前辈学者的某些具体结论，而看不到前辈们开风气之先的发轫之功。我一直认为，发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或者是意图进行方法上的转换，要比考订得出的具体结论意义更大，就像顾颉刚的“疑古”那样。 傅衣凌团队当时对福建山区的重视，显然是发现了明中叶以降山区经济扮演的重要角色。早在《明史新编》一书中，作者就专列了“山区开发与商品生产”一目，其中写道： 明中叶的流民活动，在引起农村社会变动之外，还带来山区开发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经济效果。……流民进入山区，利用山区的自然资源开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生产，再加上山区往往是封建政治控制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这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比较偏僻的边远山区，商品经济的成分反而有可能得到相当的发展。到了明代后期，闽、浙、赣边区，皖南山区，川、陕、湖边区的商品经济，都在明代的社会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能不与这一时期山区的开发有着直接的联系。③ 在本目之后，直接连着关于叶宗留、邓茂七起义的一目，暗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 这样一种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形成，90年代初进入这本教科书式的著作，但绝大多数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当时都未能充分体会这一认识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阐发。直至近十余年来，由于学者们对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石仓文书、龙泉档案、永泰文书，乃至太行山文书等等地方文献的挖掘、搜集、整理和加大研究力度，配合着对南岭走廊、浙南闽北山区等地的田野调查，包括我在近两年对浙南龙泉、遂吕的走访，不仅印证了，而且加深和扩大了上述认识。这些调查、研究和走访当然已不仅局限于对土地关系的了解，还扩展到对国家力量渗透的方式及其变化、山林资源的确权与纠纷解决、原住民的宗族建构、移民生计及其在地化过程、族群结构的变化、为此服务的祭祀组织及其网络之型构等诸多方面，使我认识到明朝隆万前后对东南和西南山区采取若干次重大军事行动，并非简单、偶然之举，而是因应时势，且与国家财政体制变革相关的行动；使我对J.Scott关于Zomia的判断重新加以思考，同时重新认识晚清至民国时期山区经济活力衰退，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根据地的建立直至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这些红色根据地的星星之火，是在明中叶以降山区发展的活力与晚清民国山区经济的凋敝交互碰撞刺激下迸发出来的。 杨国桢、陈支平在《明史新编》中的这个表述当然体现了傅衣凌先生的长期思考，但我体会最深的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将这种区域性的认识置于断代史之中，虽然几乎不露痕迹，但已经开启了重写通史的努力。对这样一点，不仅研究明史的同行没有足够的认识，即便是后来研究区域社会史的同行也少有充分的重视，致使区域研究在值得赞许地深入钻研细节的同时，较少宏观的观照和思考，甚至导致某些理解上的偏差。我希望这只是在正确的道路上行进时的顿挫，而不是对历史学者的理想的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