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玉东是中国厘金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人们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主要由上海师范大学周育民教授提供的一些片段信息：燕京大学毕业；北平社会调查所研究生和助理研究员；应中央银行之邀离所；出版了《中国厘金史》；译编了《财产保险学》。除此以外，无人能道其详。[1]732-734 本文利用档案资料考证和再现了他从1928年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到1947年5月6日在建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职位上去世的主要过程，基本还原了其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 一、燕京大学求学（1928-1932年）及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1934年）时期 罗玉东，生于1908年[2]，祖籍湖南酃县（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法学院，1932年毕业[3]，获法学学士学位[4]。燕京大学法学院时设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三系，学生四年本科毕业时统一授法学学士学位。由他研究中国厘金史，编译许布纳（S.S.Huedner）的《财产保险学》[5]引言并在成都光华大学任教“财产保险”课程可推断其本科专业当为经济学。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直受到内部纷争和外敌入侵的困扰，国无宁日。而一些有识之士希望通过社会改造让国家走向富强，他们在各个领域创新研究思维和方法，中西融合，求真务实，其中由陶孟和先生任所长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就在社会经济调查、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及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年轻的罗玉东就是在北平社会调查所读研究生和任助理研究员期间，对清代厘金制度及其演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研究，成为中国厘金史研究的集大成者。 罗玉东1932年被录取为北平社会调查所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进所后就直接深入到清廷大内档案中整理研究与厘金有关的史料，并很快于1932年11月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厘金制度之起源及其理论》。该文梳理了清代财政的基本脉络，简析了清顺治及以后各朝财政收支的概况和特点，并从现实财政状况和税收制度演变两个视角揭示了厘金在咸丰三年（1853）产生的“近因和远因”。1933年5月又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该文详列了清光绪时期国家财权分散下移后出现的财政乱象和朝廷进行财政清理的过程，研究了各种财政清理措施与厘金改革方案，剖析了因错综复杂的政经关系导致财政清理与厘金改革不彻底的无奈结局。该期杂志还预告了其研究生结业报告题目为《清代厘金税收及其用途》，原定暑假后刊发。但从同期刊发的由罗玉东撰写的《湖南厘务汇纂》书评文章和《中国厘金史》出版之后的内容推断：其结业报告在原有的清廷大内档案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又根据新获得的《湖南厘务汇纂》做了重大补充和调整。罗玉东大量使用了《湖南厘务汇纂》中的史料和数据，扩展了他的研究范围，因此，拖后了他研究报告的刊出。 1934年5月20日，罗玉东与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等共同发起成立“史学研究会”。在“史学研究会”里，尽管罗玉东不是领导者，而且从1934年底他离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没有史料证明他还参加过“史学研究会”的活动，但作为发起人之一，罗玉东在史学观、清代史料把握和利用、统计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上有独到之处。[6] 罗玉东的结业报告在1934年秋季完稿并以《中国厘金史》命名，1935年4月《中国厘金史》正式付印，冠以“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六种”，由商务印书馆以上、下二册于1936年8月公开出版发行，将一座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高峰矗立在后人面前，至今仍令后人仰视而难以超越。对《中国厘金史》的学术价值，周育民、任智勇、陈峰等学者对之有高度评价。 1934年12月，罗玉东离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进入中央银行，在中国社会最动荡的年代投身到了银行业。到《中国厘金史》公开发行时，罗玉东入职中央银行已经一年零八个月了。 二、中央银行时期（1934年12月—1945年10月） 这一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但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在金融、交通和教育等领域有着一定的进步。1928年，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后，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1933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进行金融改革。到1934年，拥有1亿元资金的中央银行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同时肩负着保持国内货币稳定的责任，成为当时国家的金融中心。[7]一方面，国家金融中心对年轻而想在事业上有所拓展的罗玉东肯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已经学有所成的罗玉东也应是刚刚兴起的中国金融业乐于延揽的人才。因此，罗玉东毅然走出经济史研究的象牙塔，回到四川，参与筹备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并在大学兼职担任教授，开启自己银行家和大学教授的人生。 （一）中央银行时期 根据《中央银行同人录》[2]记载，1934年12月10日罗玉东应中央银行之邀，同杨延森等人在成都市筹备中央银行成都二等分行，罗玉东任办事员。1934年12月至1937年8月期间，罗玉东都是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办事员。可见，在进入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的近三年里，尽管罗玉东是行里排名靠前的主要职员，但他并未获取重要职位。 据1938年6月中央信托局“成都代理处二十六年度弥补开支及奖金分配表”，罗玉东为中央银行成都分行“试充文书组主任”。[8]据此推断罗玉东最迟在1937年年底开始获得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的中层管理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