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及历史地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已经非常充分，但是，作为一名传教士，利玛窦是天主教来华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其在华活动，除了广交士大夫朋友，“以学术辅传教”，还忙于教务活动，其中购置教产是教务活动中的重中之重。天主教的经济活动与世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玛窦一直谨慎处理。本文主要对利玛窦的经济活动、经济伦理观进行了分析，例如分析其在财务支出中秉持“量入为出”“谨慎地消费每一个铜板”的原则，在不动产交易中按照民间规则订立契约，并依法交纳房税的做法，等等，由此展现出利玛窦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一、利玛窦及其同伴面临传教经费短缺的难题 万历十年（1582年），耶稣会士罗明坚（P.Mich Ruggier）、利玛窦（P.Matth Ricci）进入中国内陆，他们“领到葡王的津贴，乘坐葡国的商船，先在中国边境的葡萄城内（澳门）暂住，由葡商引导来到中国；以后又由广州进入肇庆”[1]221。 深入内陆而逐渐远离澳门的形势，导致内地传教士领取经费十分困难。1582年之前，罗明坚已先后四次潜入内陆打探，经费花费不少；万历十一年（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正准备由广州赴肇庆，遇葡国商船在台湾海峡遭巨风沉海，路费难以凑齐，幸得澳门——葡萄牙富翁威加（Caspar Viegas）捐资，两人才于1583年9月10日抵达肇庆[2]。可见，早期进入内陆的耶稣会士在资金不足时，只能向澳门的葡萄牙人求助，“他们的命运紧紧与葡商相联”[1]221。 弹丸之地的澳门是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地的通道与跳板，但两地（澳门与大陆）传教士的生存环境完全无法同日而语：长驻澳门的神职人员能够轻松得到传教经费及生活津贴，优渥的生活让他们能够潜心学习语言①；而深入腹地的传教士则没有这种“好运”，他们的资金仍然需要通过澳门获得，但显然不如驻澳门或毗邻澳门的沿海城镇那样便捷，此种态势透过利玛窦发往欧洲的信件（1585年）可略见端倪： 这个（肇庆）会院计有12口人，其中包括佣人和学生，后者帮助我们学习语言。一切生活费都由葡萄牙商人奉献我们，印度亚欧总督甚至葡萄牙国王都照顾我们[3]77 房屋是人类生存的基体与寄托，西方传教士一踏入中土，首要任务是购置房产，或用于传教，或用于居住，这类房产的主要功能是“自用”，如利玛窦、罗明坚定居广东肇庆后，第一要务就是购地建房，地基选好，但经费短绌，罗明坚只好折回澳门求援。而欧洲的商船未归，挨到次年春，罗明坚才携款重返肇庆，直到两年后，教堂修建工程才最终在肇庆东关崇宁塔旁峻工。这座中国内地第一座教堂，利玛窦给了一个颇具东方色彩的名字——“仙花寺”②。但好景不长，罗明坚、利玛窦花费重资历尽千辛万苦修建起来的教堂及会院，被两广总督刘继文侵占。罗明坚无奈又折回澳门，利玛窦于1589年北上韶州，继续其福传事业。 利玛窦北上之后，更加谨慎行事，他把带来的三棱镜、地图、自鸣钟、天象仪器以及各种奇巧物品摆出，任人观看，并将所带贵重物品，赠送给相关的地方官员。有关修建教堂事宜方面，在教堂的规模、样式等方面，尽量不太出格。万历十七年（1589年），利玛窦在韶州建教堂及住院；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在南昌以六十两银买房做教堂；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利玛窦的同事李玛诺（P.Emman Diaz）又以一百两银买一较大的房屋；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利玛窦等在南京建教堂，澳门耶稣会为此筹集了约九百两银子，作为购买南京房屋及北上的费用③。他在南昌发出一封信函，述说了教会的经济境况： 我们必须要获得总督或帝王每年一次的汇款，有它，我们才能维持生活，因为，直到现在他所给我们的不够支付，这是神父所知道的，勉强地只足以维持韶州会院我们四位会士的生活：现在又增加了这个新会院，又添了两个人，神父就很能了解我们需要的是多少了，还有，我们必须在新会院里建造圣堂[3]164。 这封救援函是利玛窦向驻澳门的同会孟三德发出的。随着北上进程加深，传教路线的延长，利玛窦深切感到，从澳门获取资金的艰辛，一年一次的领取经费，常常让内地传教士陷入窘境。受财力限制，利玛窦不得不买房充作教堂及会院，他想亲自建造一座像样的教堂，但力不从心。 稣会士受葡萄牙保教权资助，通常从澳门登陆进入内地，越向腹里深入，经费获取越发困难。如明朝末年在江西传教的苏如望神父，“传教初期不为人们所解，除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外，还受到外教人、邻居们以及士人们的欺凌”④。贾宜睦神父的境况更加悲惨，他于1637年来华，传教于江南，“当时由于中国的连年内战，使来自澳门的接济中断了；神父不愿接受教友们的资助，常使他因三餐不继，极度衰弱，以致卧床不起”⑤。 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生存状况不及广东，曾经一度陷入拮据，幸“苏如望（P.Jean Soerio）神甫携金至”[4]，才解决了急需资金的难题。中国修士钟巴相，得力于无语言障碍，不断奔波于各地，“冒生命危险，去澳门领到钱财及其他必需物品，发放于不同的传教点”[5]，以维持教务正常运转。 尽管利玛窦做了“以学术辅传教”“耶儒文化调和”的种种尝试，但天主教信仰仍不能被中国大多数民众所接受，从而导致如同罗明坚所言：“此处教区仿佛是一颗嫩弱的苗芽，被微风一吹，便能置于死地。”[1]233教务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是外来资金时常受阻，而内陆固定的经济来源渠道又没有形成，传教经费极度匮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