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框架的历史演进与制度创新(1949-2019)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北京 100871);王丹莉,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 100009)。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并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为全球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70年来,中国扶贫模式经历了从直接救济到内生性扶贫,从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到产业扶贫,从国家主导型扶贫到鼓励多元化民间力量和发挥市场力量扶贫,从单一扶贫政策框架到系统性扶贫的制度变迁。中国未来的扶贫工作应更加注重欠发达地区的生态建设和人文建设,加强对相对贫困人口的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普惠式供给和高质量供给,注重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建设和乡村治理。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9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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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以来,中国在贫困人口数量大、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农村基础设施差、基本公共服务几乎空白的条件下开始大规模减贫工作。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扶贫开发力度明显加大,成功实现7亿贫困人口脱贫,为世界反贫困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近年来,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阶段,贫困人口脱贫步伐加快,贫困率大幅下降。在漫长的扶贫开发进程中,中国创造了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模式,进行了大量系统性制度创新。中国的反贫困模式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其制度创新具有世界意义,对其他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和示范意义,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和关注。总结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特点以及中国扶贫开发思路的演进过程,对于全球反贫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阶段(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小农经济形态逐渐向合作社经济形态转变,由分散的土地所有制逐步向大规模的集体土地所有制转变。这一转变为中国大规模减贫和提升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体制基础。①1958年后,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支撑下,交通、农田水利、电力、饮水、公共卫生等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由下页图1可以看出中国机耕面积和有效灌溉面积在1952-1978年间的变化,由图2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乡村水电站的发展情况以及农村用电的发展。这一阶段以农村信用社和农村供销社为基础的全国性农村信用网络和农村供销合作网络,对于提升农村信贷可及性和提高农村商业供销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在教育和科技方面,农村教育水平有了质的提升,大规模扫盲运动和初级教育的普及极大地提升了识字率,教育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农村科技方面,构建了覆盖整个农村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使先进的农业科技在农村迅速推广。

      

      

      这一时期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成就突出。1950年代以来,三级农村医疗卫生网络不断完善。中国农村以乡村卫生院和赤脚医生为代表的医疗卫生体系成为全球农村卫生工作的样板,极大地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另外,五保户、储备粮等制度形成了初步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1978年,中国实行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占生产大队总数的82%。④各省情况稍有不同,有些省市合作医疗开展得较好,如上海的生产大队全部实行了合作医疗,北京99.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陕西、青海、新疆、湖北、湖南、江苏、天津等省市的比重达90%以上。1958-1978年,中国农村地区拥有的医院数量由1958年的46031个(1957年为2523个)增加至1978年的58873个。⑤农村地区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占全国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比重达53%—70%。⑥下表是农村合作医疗普及情况和农村赤脚医生发展状况,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医疗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教育和医疗状况的改善,为新中国建设准备了比较充足的人力资源,对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扶贫开发工作以农村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变革为核心,以提升贫困农民的组织性和集体行动能力为宗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品(主要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大规模供给,为中国大规模扶贫提供保障。这一阶段扶贫工作的核心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办教育、办医疗、办养老,依靠人民公社体制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对于大规模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具有重要作用。

      二、通过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实现大规模扶贫阶段(1979-198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制度的调整尤其是承包制的实行,释放了农村的潜在生产力,激发了农民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农村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活力,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粮食产量大幅上升。这一时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模式也使中国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之间开始显现贫富分化问题,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来应对贫困问题。

      第一,补贴产品价格,提供税收优惠。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大幅提升粮食的收购价格,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有不同程度提升,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1979年、1980年则分别降低了10%和15%,将更多收益切实地转移给农民;⑦视贫困情况对贫困地区给予1-5年的农业税减免,外地企业家到贫困地区兴办开发性企业免缴所得税,并视情况对乡镇企业、家庭工厂、个体商贩等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

      第二,设立专属基金,加大扶贫投入。为了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建立了“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基金,增加扶贫投入。此项资金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2%,由财政部分配,实行专项拨款。同时,对民族自治地区的补助数额,由“一年一定”改为“五年不变、实行包干”的办法,五年内收入增长的部分全部留给地方,中央对民族自治区的补助数额每年增长10%。⑧

      

      第三,试点区域减贫模式,实现异地脱贫。1982年,“三西”地区⑨农业建设工程,开创了中国扶贫区域开发和异地脱贫的先河。考虑到中国贫困人口集中分布于23个省(市)、自治区的18个贫困山区,即“老、少、边、穷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水平低下,但幅员辽阔,森林、草场众多,水能、矿产资源丰富。如何立足贫困地区,将当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成为治穷致富的根本出路。“三西”工程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河西走廊自然条件优越,粮食生产潜力很大,但需要解决水利问题,而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自然条件差,生产困难,人口增加过多过快。为此,国家需要统一调拨粮食用以保障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同时将财政拨款及其他资金用于“以工代赈”,既可以吸引定西和西海固的劳动力参与河西粮食基地的建设,也可以改善两地的生产环境,包括退耕还林、修缮“三地”(坝地、梯地、压砂地)。这样既解决了工程的劳动力问题,又可以实现有计划的移民,疏散当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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