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87(2019)03-0003-14 “澳门回归史”可以完整地理解为“自1849年‘亚马留事件’致使中国政府无法在澳门正常进行主权管辖后，中国政府为实现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促使澳门回归祖国而开展的一系列与葡萄牙殖民者交涉或斗争的历史”①。在这段中葡交涉史或斗争史中，有过清政府为避免澳门落入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之手而决定购买澳门的计划，也有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出于其不承认“不平等条约”的政策立场而要求谈判废约或修改条约的努力。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掣肘和综合国力的局限，清政府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尝试最终均不了了之。澳门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下、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的。可见，广义的“澳门回归史”几乎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史全过程。但是，本文所述评的对象并非针对一般意义上“澳门回归史”的相关研究，而是聚焦于特定意义上“澳门回归史”的相关研究，即针对1986年6月30日-1999年12月20日在“一国两制”大框架下通过展开“外交谈判”、签署“联合声明”、设置“过渡时期”、制定“基本法”、筹备特区政府等形式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澳门回归史”的相关研究②，即狭义的“澳门回归史”(以下“澳门回归史”均特指1986-1999年“澳门回归史”)。 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国内外政治学界、历史学界和法学界，都从不同角度或不同立场出发对“澳门回归史”研究给予了持续的关注。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基本涉及了中葡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谈判、澳门基本法的起草、“旧”三大问题(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化)和“新”三大问题(经济不振、治安不靖、移交不清)、“新澳门”的筹备、第一任行政长官的推选等“澳门回归史”中的大部分重要问题，基本对“澳门回归史”的脉络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梳理。在今年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的背景下，重温这段澳门回归历程，对国内外学界30多年来关于“澳门回归史”相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展开述评，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书写这段极具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中国故事”和“澳门故事”，也有助于探索深化和拓展“澳门回归史”研究的内容、方法和路径，从而促使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认识这段历史，并从中汲取维护和推进国家和平统一的“澳门经验”。 一、有关“澳门回归史”的总体性研究 在所有有关“澳门回归史”的研究成果中，专以“澳门回归史”为研究对象、对整个澳门回归历程进行“全景式”历史叙述并具有一定史料支撑的研究成果甚为少见，对这一过程的总体性历史叙述主要分布于一些史学著作的相关章节之中。 在国内研究方面，“澳门回归史”的总体性研究主要分布于中共党史、党的统一战线史和当代中国史、澳门地方史此类著述之中。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从未放弃过澳门的主权，澳门自始至终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澳门史也自始至终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先后适用于港澳并成功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港澳问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统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此，有学者认为“澳门回归史”应该是中共党史尤其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中共执政史和中共治国理政史的重要研究领域③。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直至当下，几乎所有国内学者在编纂中共党史、党的统一战线史和当代中国史、澳门地方史时都相继实时记录了澳门回归的历史进程④。显而易见，作为宏观历史叙述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此类研究只能勾勒出澳门回归的基本历史脉络，难以对此过程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来龙去脉展开全面深入的分析。即便如此，这些被置于“长时段”和“全方位”视野中加以叙述的总体性研究，一方面具有专题研究难以企及的历史纵深感，另一方面也直接反映了倾注极大民族感情和学术热情的国内“澳门回归史”研究者叙事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情感偏向。 总体而言，葡萄牙学者对“澳门回归史”的总体性研究相较于国内学界的热情则淡漠许多。回归以后，澳门似乎被葡萄牙人为“淡忘”，葡萄牙国内学者撰写的葡萄牙通史著作基本没有谈及澳门回归问题，有关澳门回归专题的研究更是少见⑤。尽管如此，诸如澳葡当局第五届立法会议员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新闻旅游处处长廉辉南(Fernando Lima)等一些在澳门定居多年的葡萄牙官员、学者撰写的澳门地方史著作仍然对这一历史过程给予了一定关注。其中，施白蒂主要依靠葡文史料、以编年体的形式一一记叙了1986-1997年葡萄牙国内、中国内地和澳门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与澳门相关的重要事件，与此同时，澳门回归的大部分历程也被置于其中得以基本呈现⑥；此外，在廉辉南看来，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和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的签订是澳门的两个重要历史节点，为此，他也主要依托葡文史料将1986-1987年中葡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谈判置于当时的国际和葡萄牙国内政治局势大背景下展开了较为详细的叙述⑦。可见，虽然以上学者都对澳门回归历程展开了颇具借鉴价值的总体性研究，但至少其研究内容的完整性均有一定缺憾。目前，对澳门回归历程阐述最完整和深入的葡萄牙学者当数科英布拉大学原国际关系系主任卡门·曼德思(Carmen Amado Mendes)。她从葡萄牙角度出发，主要依靠葡文史料，将1986-1999年中葡谈判置于葡萄牙“帝国斜阳”、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和澳门内部政治社会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对弱势的葡萄牙在针对不同议题的谈判或磋商过程中制定、调整策略的背景、考量以及失误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析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卡门·曼德思的关注点仅仅是中葡关于澳门前途问题谈判期间中方代表团和葡方代表团，以及“过渡时期”内以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及其下的中葡土地小组为平台双方谈判或磋商的议题，至于从澳门基本法起草，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以下简称“推委会”)和第一任行政长官产生等一系列中国内政问题或在非正式场合交涉的问题，均不在考察之列——这一方面反映了其研究内容相对于“澳门回归史”专题的主要差异；另一方面折射出其关注点实质不在于澳门如何“回归”，而在于葡萄牙如何“体面”地“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