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19)04-0011-15 民粹主义与台湾地区的关联，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重要问题，无论是以民粹主义为分析工具的比较政治研究，还是关于台湾民主转型与政治发展的经验研究，都十分强调这种关联。在从威权走向民主的政治转型过程中，由于历史与现实诸多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台湾地区逐渐落入民粹主义政治的泥淖，走上一条异化的所谓自由民主之路。这种被称为台湾民粹主义的政治生态，既有相似于其他地区民粹政治的普遍性，更有仅属于台湾自身的独特性。由于民粹主义众所周知的恶劣名声，两岸学界不约而同地对被民粹主义裹挟的台湾政治进行了批判和声讨，但相关研究却囿于议题性、动态性和对策性，留下一些似是而非、断续片面的印象。本文借助历史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以台湾民主转型为时间背景，探析台湾民粹主义发生发展的结构形态，力图勾勒一幅关于台湾民粹主义的整体图景。 一、“台湾民粹主义”的界定问题 众所周知，民粹主义的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取自西方的政治实践，这类被冠以民粹主义之名的政治实践至今已有150多年历史。虽然20世纪中叶以来拉美、东南亚甚至中亚等后发地区有过较突出的表现，但是总体来看，美欧等地始终是民粹主义的多发地，不仅实践经验最为丰富，而且相关研究成果也最多。 一直以来，西方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界定、性质和类型进行过非常广泛的研究，虽然仍然缺乏足够的共识，但是凭借多年研究所建构的认知规范和知识体系，西方学者不仅解析了西方内部的民粹主义现象，也对非西方国家与地区是否存在民粹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裁定。一部分学者(如保罗·塔格特等)专注于西方内部的政治分析，认为民粹主义现象只存在于民主成熟的西方国家，非西方世界缺乏相似的历史经验、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而不存在民粹主义。而另一些学者则力图将民粹主义分析扩大到解释非洲和亚洲的民粹主义，如以塞亚·伯林认为民粹主义发生于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现代化过程的不同社会之中，是指具有不同观点的人设法以大多数人的名义说话。[1]爱德华·希尔斯力图以民粹主义为工具推进一种明确的比较研究，认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出现了全球化的知识团体。[2]卡斯·穆德则认为在民粹主义的三个主要地区(北美、拉美和欧洲)之外，其他地区也可能出现民粹主义现象，“在发展中的民主政体中，尤其是东南亚、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民粹主义正在成长，虽然民粹主义者在东南亚的事业相对短暂和不成功”。[3]这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现象无所不在，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经验，任何形式的政治体系都可能出现。 毫无疑问，我们在研究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时，有必要首先发问，是否存在“台湾民粹主义”这样的概念？本文认同民粹主义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经验的观点，认为民粹主义的现象并非欧洲国家独存，“民粹政治现象只是‘程度’问题，并非‘有无’的问题”。[4]所谓“台湾民粹主义”的概念是存在的，它具有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的支撑，即一方面符合民粹主义的一般判定理论，另一方面产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经验。就前者而言，得益于西方学者理论成果的启示与引入，这使得台湾学者在解读台湾的政治现象时找到了民粹主义的分析工具。例如欧内斯特·拉克劳曾提出一种具有左翼色彩的理论，认为民粹主义是精英阶层的思想意识，当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企图建立霸权地位但又做不到时，就会直接求助于广大民众。[5]玛格丽特·卡农范则对民粹主义的界定和分类进行了最为经典的研究，她认为民粹主义是指被人民广泛喜爱与支持的一种政治行为，其核心价值是跳过代议政治的界线，由领导者直接诉诸民意的一种方式，她还将民粹主义运动细分为七种类型，其中三种属于以农民为主的民粹主义，四种属于政治性的民粹主义(民粹式独裁、民粹式民主、反动式民粹和政治家的民粹)。[6]这类理论建构对台湾民粹主义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两岸学者均认为民粹主义框架可以用来解释台湾解严后的民主转型，因为台湾民粹主义具备了民粹主义的一般条件和普遍特征。 就后者而言，台湾民主化的独特经历为台湾民粹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虽然几乎没有西方学者专门讨论过台湾地区的民粹政治现象，但在东南亚的广义视域下，卡斯·穆德关于民粹主义在东南亚地区正在成长的概括应该也涵盖台湾地区。相对而言，两岸学者的研究则较为充分。大陆学者郭中军参照了卡农范的分类，对台湾民主转型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梳理，将台湾民粹主义归类为政治性民粹主义甚至更具体的政治家的民粹主义。[7]台湾学者邓志松则根据卡农范的研究和台湾的现实，认为民粹主义是指“人民对制度化、精英统治、主流价值、既有权力结构的挑战”。[8]他的这种试图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检视台湾民粹主义的范式，其实在更早关注台湾民粹主义的台湾学者那里已有体现，王振寰和钱永祥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指出，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民主观实质上就是民粹主义，它“足以动员一个缺乏固定体制形貌的‘人民’、提供‘同意’所蕴涵的民主正当性的政权”，两位学者进而用“民粹威权政体”来概括台湾政治转型后的李登辉当局，认为台湾的政治转型“会在这个阶段以召唤人民、建立民粹威权政体的方式呈现”。[9]他们将威权政治、“台湾民族主义”、“新国家”建构(“台独”)、选举动员、政党竞争等转型前后的重要政治面向串联起来，设定了之后的民粹民主政体的“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