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9)05-0059-08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当代中国美学界开始集中探讨“美的本质”这个难题。“美的本质”问题，始终是欧洲古典美学的核心问题，从柏拉图对“美本身”的探究开始，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就统治了欧洲美学近2500年之久。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之下，陈望道在1927的《美学概论》当中就揭示出了美学研究的两种思路：“什么是美”的归纳与“美是什么”的演绎[1]。按照欧洲哲学寻求本质的理路，当代中国的美学也开始探询美的本质。 按照从20世纪20年代延伸到80年代的基本看法，“美的本质”问题的解决是建构美学理论的基石，只有“美的本质”才能成为建构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这种寻求美的本质的探索，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和前苏联所独有的两场“美学大讨论”当中被推上了历史的颠峰。前苏联的美学论争开始于布罗夫(А.И.Вуров)的专著《艺术的本质》，而中国的美学论争一般认为是始于朱光潜自我批判的文章。这两场围绕着本质问题的争论影响深远，甚至“在中国”本土的西方美学研究也受其影响，这是以往公认的史实。[2]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真正历史起点，却并不是那场“美学大讨论”，反而是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的“美是生活”的主流理论，这是笔者在考察当代中国美学发展史后率先提出的观点。 一、“美是生活”乃当代中国美学的历史起点 由中国文化艺术界曾经的领袖式人物周扬所翻译的《生活与美学》在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入门书”。作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55年初版的这本书的原名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这是他在1853年所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周扬所依据的是柯甘的英译本，经过这样的妙笔转译，《生活与美学》的书名恰恰提炼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核心美学思想——“美是生活”——这个著名定义的两个关键词：“生活”与“美学”。这种古典化的“生活美学”的思想内核，被翻译成如此这般的经典文本：“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3]6-7，[4] 如果回顾出版历史来看，1942年延安的新华书店就已将这本《生活与美学》正式出版。周扬同时也做过一项工作：从1942年始，由他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当中，其所翻译的《生活与美学》的部分内容也陆续在上面发表，最终在1945年结集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生活与美学》的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译为“车尔尼舍夫斯基”，香港的海洋书店1947再版此书，上海的群益出版社1949年又版。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出版了这部已广为流行的著作，使得其获得经典的历史地位，但仍沿用《生活与美学》这个原来的书名，其中1957年的那个版本影响最大。②当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第二版的时候，又将书名改回《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但是此时，这本由蒋路据俄文本重校一遍的专著的影响力却逐渐缩减了。 大致从20世纪中叶开始，来自《生活与美学》的“美是生活”的观念就在中国被广为接受，对于中国美学界和文艺界产生的广泛和重要的影响远远超过20世纪40年代。这既是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为主导话语)使然，又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性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乃是与时俱进的历史主潮)。李泽厚曾对此有个明确的判断，“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西方美学史上排不上位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却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经典。原因是由于对它作了革命的改造和理解，舍弃了原来命题的人文主义和生物学的‘美是生命’的含义，突出了‘美在社会生活’等具有社会革命意义的方面。而这也就与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基本论断联系了起来，而使现代中国美学迈上了创造性的新行程。正是在这行程中，严肃地提出了如何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光辉传统，以创建和发展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任务。”[5] 按照李泽厚的思想性的说明，首先，在当时的中国美学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那本《生活与美学》成为了20世纪从50到70年代美学著作里的“经典中的经典”，乃至在中国的美学研究中占据了“西方美学史”书写中极其重要的位置(欧美所做的西方美学史从未如此为之)，甚至诸多西方美学史的中文专著就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作为终结篇。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由此成为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历史起点”，中国美学工作者们对“美是生活”理论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一方面抛弃了费尔巴哈思想的“自然性”倾向，另一方面显现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思想的关联。再次，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为基本出发点，中国美学工作者们其实有着自身的根本目标——为建设一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而努力。与此同时，这种思想体系的建设有着两方面的要求：既要立足于本土，又要与时偕行地得以发展。 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在1958年中国身处“大跃进”期间，当时文艺界的旗手周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了《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演讲，在这次演讲里首度明确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口号，意义也颇为重大。这同时也证明，中国美学界在当时对同时代流行的苏联教科书模式既大量接受其实又并不满意。中国人要建构属于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美学体系。但是，任何建设都不是空创，都需要某种模本作为建设的前提，“美是生活”的确是当代中国美学家广为接受的“前提性”的美学理论，下面就从当时的美学论述当中来看这种影响的主要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