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回顾中国美学在这七十年的历程，我们可以列出许多成就，看到众多美学知识的积累。然而，知识积累只是一个方面，并且是相比之下并不十分重要的方面。思考这七十年的美学，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其中活的东西，思考美学研究者们在其中的活动，他们的追求、努力和抗争。我们所具有的一些美学知识，常常是在过程之中产生的，是过程的痕迹。而过程的还原是对历史最好的阐释；同时，我们也能够在盘点知识时，形成立体的视角。本文立意于从七十年来大量美学现象中选出三点，说明至少存在着三次突围，美学学科通过这三次突围实现了更新。 一、20世纪80年代初对美的本质问题的突围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中国“美学热”是以恢复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姿态开始的。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例如在1978年曾被热烈讨论的“形象思维”问题以及随后恢复的关于“美的本质”的论述，在50年代都已经被讨论过。当时有一个口号是“拨乱反正”，这是一个政治口号，在学术上也适用。这里的“乱”与“正”之别，也意味着通过批判“文革”时代的理论话语而返回“文革”前的话语。在一个新的语境中接续过去的讨论，其本身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阐释得不好，活的知识也会变成干巴巴的教条。 回望5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美学大讨论”。这是当时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的一部分。在这场运动的开始，朱光潜写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批判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朱光潜写道：“我的教育过程充分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特色。……我原已在封建教育过程中养成的那些颓废思想，在西方反动的浪漫主义文学里，特别是较后起的颓废主义文学里，很快地就找到了同调，一触即合。”①这一检讨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美学大讨论”所设定的目的，是实现思想意识形态的清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时的朱光潜也就主动地将此前的自己设定为反面教材，从而通过“大讨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建立新的美学话语体系。 这时，美学处于一个新的创造时期。当一些美学家改变视角，放下既有知识的种种包袱，直接面对问题时，其思维有被激活的可能。这些参与者围绕着美的本质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形成了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当然，这也是一个对外封闭的时期。反帝反封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中心任务，也造成一段时间里对引进西方美学和继承古典美学的中断。 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美学都是苏联美学的翻版。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比较同一时期文学理论和美学上的中苏关系，其间有着明显的区别。50年代的文学理论教材模式的确定，主要是通过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②的中译本、毕达可夫以“文艺学引论”为名的讲稿的出版③，以及其他几本苏联教材的引进。当时中国学者编写的文论教材都以这些教材为蓝本，再加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些论述以及一些中国文学的实例。许多后来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都是当时北京大学“毕达可夫班”的听课生④。 同时，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美学正是从对朱光潜美学的批判开始的。这种由朱光潜自己带头进行的批判运动，激发了学术界理论创造的活力，尽管参加者有着各种各样的学术背景，有着不同的理论和现实考虑，但从总体上讲，这些讨论基本上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朱光潜的美学在50年代有一个转变过程。从30年代以《文艺心理学》为代表的、对当时西方学界流行的以“审美态度说”为主体的诸美学理论的综合，到50年代实现唯物主义转向，从洛克、狄德罗、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书中汲取资源，在论争中实现美学理论的变化和重组。朱光潜的美学一向有兼收并蓄的特点，因此具有理论上的灵活性，不追求体系上的一以贯之。蔡仪的美学有着从日本学习到的左翼美学的背景，在中国语境中致力于理论的原创。李泽厚的美学固然最早有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等人思想的吸收，但很早就致力于在“实践”概念上建立开放的体系。这为他此后在80年代形成“积淀”“有意味的形式”“文化心理结构”等概念预留了空间。对于所有这些创造，我们若用“苏联体系”的简单表述概括并“一棍子打死”，是不对的。 这一时期的中国美学，没有像文艺理论界那样照搬一些翻译来的书，或直接套用苏联的模式。蔡仪的《新美学》与波斯彼洛夫的《论美和艺术》有一些对应之处；李泽厚的一些论述他的美学体系的论文，例如《论美感、美和艺术》《美学三题议》，与斯托洛维奇的《审美价值的本质》等书也有一些对应之处。这种对应，更多是受到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解读和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的一些左翼美学家观点的启发而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对同一时期苏联教材中的成熟体系和框架的引入。无论是蔡仪在40年代写的《新美学》，还是李泽厚在50年代论争中写作的系列论文，都具有生气勃勃的原创性。他们不是把美学作为既定的知识教条来传播，而是在其中展现理论的勇气，透露出创造和发现的愉悦和兴奋，以及在论争中对信念的坚持。 至于其他流派，像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派”，以及吕荧和高尔泰的“主观派”，更谈不上对苏联体系的搬用。从这个意义上讲，50年代的美学建设呈现出与文论建设完全不同的风貌。这一时期的美学讨论具有多重资源，既不来源于一家，也没有归于一家，而是在争论中取得了许多成果。 在学术发展中有活的东西，也有死的东西。活的东西是不断的否定性探索和创新，死的东西是僵化的、化为常识的知识。50年代的这些知识，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充分具有活力到走向僵化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