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9-0036-07 尽管审美作为一种艺术的生存方式在中国五千年悠久文化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呈现，中国自有独具特色的东方形态的美学，但现代美学学科却由西方创立并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迄今一百多年历史。百多年来美学领域一代又一代学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历经艰难曲折，辛勤耕耘，不断创新，出现了众多著名学者，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丰硕成果。本文旨在回顾这一百多年中国美学辉煌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同时，今年正值建国七十周年，中国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中占据主要时间域的是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因此，本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给新中国七十年华诞的一份献礼。 众所周知，“美学”是德国学者鲍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于1735年首次提出的，其原文“Aesthetics”实为“感性学”之意，日本学人中江肇民用汉语“美学”一词翻译，传入中国后王国维使“美学”成为定译并被中国学人普遍接受。“美学”一词尽管来自国外，美学学科也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但审美作为一种艺术的生存方式却是早就存在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之中，美学也随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存在。现代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坎坷曲折的发展历史，美学也在中国不断地发展，而且呈现空前兴盛的状态，这在世界美学史上是罕见的。美学为现代以来中国的人文教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在诸多学人的努力与中西古今的冲撞影响中逐步形成现代中国特有的美学精神，值得我们为之书写与发扬。现代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三种关系：首先是中西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矛盾共存、吸收融合的关系。中西之间一直存在体用之争，长期以来中国美学走的是“以西释中”之路，但历史证明审美既然作为人的一种艺术的生存方式，那么中西之间就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别，而只有类型之不同，中国美学必须走出一条立足本土、吸收西方有益资源的美学建设之路。百年中国美学一直奋力探索中国美学话语并取得了显著成就，给我们以激励与启示，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美学工作者承前启后、继续前进，以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向中国和世界提供愈来愈有价值的美学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中国美学的指导作用已经被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其次是古今关系问题，现代以降中国美学发展面临的主要是中国古代美学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因为中国古代美学资源有着与现代美学相异的面貌，却又有着巨大的价值，无论从民族立场还是从美学自身建设来说，都需要运用这一宝贵的资源，以便建设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面貌的现代美学形态。百年来中国美学界同仁为此付出艰辛努力，为中国美学民族资源的现代转换而奋斗不懈。再次，中国现代美学发展还面临着学术与革命的二重变奏，此前被认为是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有“启蒙压倒救亡”之说。但笔者倒认为无论是启蒙与救亡或者是学术与革命都是历史的宿命，不是美学工作者自己所能选择的，而且二者之间不仅是一种矛盾，也呈现一种互补。正是在民族救亡的抗日战争硝烟烽火之中，才出现了中国现代“为人民”与“为人生”的美学，才涌现了充满民族情怀的文艺作品，成为中华民族史的辉煌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中国的两次美学大讨论，面临着美学自身学术的发展与批判唯心论革命任务的二重变奏，使得唯物与唯心成为衡量正误的标准，这当然有制约学术发展的局限性，但也促使美学界同仁钻研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使得我国现代美学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学术收获。 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基本上可分为中国现代美学开创奠基时期、建设发展时期与当代反思超越时期等三个时期。接下来，笔者将据此梳理各个时期为百年中国美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重要美学家。 一、开创与奠基时期 从20世纪初期开始直至新中国建立前是开创与奠基时期。众所周知，包括美学在内的诸多人文学科的现代开创奠基之功首先归于王国维与蔡元培，现代形态的美学与美育就是他们率先引进并初步构建的。前已说到“美学”一词就是由王国维认可而从日本引进的，王国维还在1903年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首倡“美育”，将之界定为“心育”，并提出了美育的“无用之用”的重要作用。当然，王国维还在著名的《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审美的境界”论，继承古代“意境”之说，吸收西方理念之论，成为20世纪中西交融美学之重要成果。蔡元培也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以其中西交融的学术修养和崇高的政治学术地位对于现代美学特别是美育的发展与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首先是以其担任教育总长与北大校长的便利，将美育首次纳入教育方针，并力倡“以美育代宗教之说”，强调了美育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蔡元培还在美学与美育的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上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 朱光潜、宗白华与蔡仪则是继他们之后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与奠基者。朱光潜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即开始在中国倡导美学，并在美学基本知识、文艺心理学、悲剧美学、西方美学与中西比较美学等诸多方面最早进行研究介绍，出版《谈美》《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等论著，产生重大影响，成为现代中国美学史中用力最多最专、影响最广的美学家。朱光潜对我国西方美学研究领域有开拓之功，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两本心理学美学论著就是以西方文献为主，并于1948年出版《克罗齐哲学述评》，包含对克罗齐直觉论美学的评述，成为我国西方美学研究的领跑者，特别是1963年出版《西方美学史》，奠定了我国西方美学学科的发展基础。朱光潜倾其毕生精力于西方美学论著的翻译，译介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黑格尔《美学》与维柯的《新科学》等名著，为我们提供了集信、达、雅于一体的西方美学经典译本，惠及一代又一代学人。朱光潜也是我国主客观统一的“创造论美学”的奠基者，在1957年开始的那场美学大讨论之中，朱光潜作为被批判者一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论著，一方面积极应对论争，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明确表示不同意当时占据话语统治权的“认识论”美学：“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把文艺作为生产实践来看，美学就不能只是一种认识论了，就要包括艺术创造过程的研究了”②。朱光潜认为艺术创造是以主客观统一为前提的，他的创造论美学是我国美学大讨论的重要理论收获之一。朱光潜还是我国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早期写作的《诗论》，应用文艺心理学原理，采用中西比较方法，对中国传统诗学与美学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是我国现代中西比较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朱光潜晚年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美与美感、形象思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基本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可贵探索。朱光潜为我国美学事业奋斗了一生，被称为“美学老人”，在国内外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