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9)05-0080-13 一、轻文明时代的艺术之轻 曾几何时，从《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到《教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艺术的终结》，后现代思潮以其系列的“终结宣言”实现了它在“轻文明”世纪的改朝换代。于是近二十多年来，作为一个关键词的“终结”作为一个焦点，在中国学界一直此起彼伏地引发讨论。无论我们是否接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说法，当思想的城堡高高飘扬起“解构”的旗帜，当今时代的智识生活无可置疑地处于一种以“确定性消解”为标志的“轻文明”之中。躬逢其盛的审美哲学何去何从？这个困惑迄今仍让行业中人殚精歇虑。但耐人寻味的是，在一片“终结”声中，似乎唯独早已步履维艰的美学，却网开一面地得以幸免于难。时至今日，人们期待中的“美学的终结”迟迟未见露面。不仅如此，最有资格替“美学的终结”买单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瑟·丹托，甚至借率先发布“艺术终结”的机会，接二连三地出版《艺术的终结》《普通物品的转化》《艺术的终结之后》和《美的滥用》等理论新著；在隆重推出了独树一帜的“终结论美学”之际，却宣布由他经营的美学店铺照常运作。这不由让业界同仁们大跌眼镜。 通常说来，哲学活动是关于世界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对事物的终极探索。觞滥于19世纪德国，由美学家鲍姆嘉登命名、启蒙哲学家康德奠基、经过谢林的开拓和黑格尔的集大成而完成的现代审美哲学，历来是关于艺术作品基本性质和艺术活动基本规律研究的哲学美学。因此，一种并不针对艺术事实的审美哲学，就像一台缺席了那位忧郁的丹麦王子的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令人难以想象。时至今日，要将“当代审美哲学的基本问题”这项提案重新列入议事日程困难重重。这种困境首先在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艺术文化”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按照阿瑟·丹托的说法，当美国艺术家沃霍尔于1964年4月的一天，在纽约曼哈顿区东74大街的斯泰堡画廊举办的展览中，将超市里正在出售的布里洛牌的肥皂盒子直接以《布里洛盒子》命名来展出后，传统那种“作为艺术的艺术”便彻底终结了。在这样的格局里，验收艺术品的依据可以随心所欲，“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是因为有人认为它是艺术品”[1](P.28)。在“一切都是艺术品”和“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后现代宣言中，艺术不仅不再与众不同，而且博物馆内那些名闻遐迩的经典作品，如今受到反艺术家们的普遍嘲弄。就像沃霍尔所说：“我讨厌去美术馆观赏挂在墙上的图片，因为它们看起来很重要，但是它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2](P.140)在“艺术”的名下，既包括传统的经典，“也包括一罐粪便和孩子的领带”[1](P.29)。在这样的情形中，名符其实的审美哲学显然已无从谈起。 法国学者波德里亚曾指出：“不论什么废物都充当艺术作品，结果是不论什么艺术作品都被当作废物。”[3](P.32)当这个观点得到公认，以“作为艺术的艺术”为核心的审美哲学的终结，似乎已经到来。但这种情形是否已成现实？事情恐怕未必如此。寻根究源起来，这场变故起因于20世纪初期，一个叫马塞尔·杜尚的法国人的所作所为。1917年，12位纽约富人共同出资1万美元，资助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艺术展览。实际展出了1200位艺术家约2125件作品，但事后被人津津乐道的只有一样东西，即杜尚从纽约第五大道118街买来的，一只平底瓷制的男用小便池。杜尚只是用黑色笔在上面签了一行字——“R·莫特先生作于1917年”。这个简单的事件对艺术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以这种近乎亵渎的方式，对几千年来世人眼中如同圣殿般的艺术界，开了个史无前例的大玩笑。但杜尚的朋友沃尔特·阿森伯格在替它辩护时，还是试图以“一种有趣的形式”为由，努力将它纳入艺术俱乐部。认为它那“简洁”的造型看起来像一个正在打坐的和尚。有个叫路易斯·诺顿的人还以《洗手间的佛》为名写了篇短文，把这玩笑推到高潮。这种不严肃性是向几千年来的艺术传统的挑战，杜尚试图通过取消艺术的审美价值而彻底消解艺术的神圣性。这个意图不久又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两年后的一天，杜尚在里维里大街的一家商店买到一张印有《蒙娜丽莎》的明信片。杜尚在画面上这位女士的脸部用铅笔画出两撇小胡子，并在底部写上几个大写字母L.H.O.O.Q。于是，后现代绘画史上的一幅“名作”诞生了。杜尚的动机中有一点游戏心态，他本人公开表示，只是想用她开个玩笑，没什么特别的意思。但由此而导致的所谓“杜尚艺术”的影响却不那么简单。在《喷泉》事件后，杜尚曾由他的朋友诺顿出面表达过这样一种艺术观： 莫特先生的《喷泉》没有什么不道德的，那很荒唐，正如说浴缸是不道德的一样。这是一件你每天在生活用品商店橱窗里都能见到的东西。是否由莫特先生亲自制作这件《喷泉》并不重要。他选择了它，他从日常用品中挑出来。在一个新的题目下，从一个新的观点看来，它原有的功能消失了，但为它创造了一个新意义。① 这段文字中表达了两层意思：(一)由艺术家决定什么是艺术。(二)不存在艺术品与日用品的区分，生活世界中任何被认为蕴含一种意义的事物都可以是艺术。第一个观点只是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教授早先见解的回声。他在《艺术的故事》中开宗明义地说过，实际上并没有“艺术”这种东西，有的只是艺术家而已。后一种意思反映了艺术史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从“精致艺术(High Art)”到“低俗艺术(Low Art)”，从“前卫艺术(Avant-Garde Art)”到“后卫艺术(Rear Art)”，从“大艺术(Art)”到“小艺术(art)”。以此而言，后现代艺术状况可以一言以蔽之——“艺术(Art)已死，但艺术(art)永生”[4](P.143)。死去的是“作为艺术”的艺术，永生的是“回到生活”的艺术。这种艺术体现了艺术的“废除主义”“还原主义”和“取消主义”，它们分别代表了艺术的两种形态：“艺术即商品”和“艺术即物品”。前者的代表是美国“波普艺术(Pop Art)”，标志性人物安迪·沃霍尔。他不仅明确表示，“我想要做一位艺术商人(Art Businessman)或商业艺术家(Business Artist)”，而且还直截了当地说：“善于经营商业是最美妙的一种艺术……赚钱是艺术，好的商业是最好的艺术”。[5](P.202)后者的代表是奉行“艺术即参与”宗旨、曾在后现代独领风骚的“达达主义”。它的主要人物查拉说过：“达达并不想就此毁掉艺术和文学，要毁掉的只是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观念。”[6](P.86)波普与达达，殊途同归于“艺术的去圣化”，其结果是让“现成艺术(ready-mades)”粉墨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