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9)04-0060-08 毛泽东思想(La pensée Mao Zedong)也许在一个资本主义或消费主义的语境中是极为突兀和不合时宜的，似乎只属于那个遥远的、与当代断裂的时空。但在20世纪至今的法国政治哲学中，毛泽东思想或毛主义始终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路标，指向对资本主义霸权的非正义性的揭露，鼓舞着法国左翼学者持续表达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政治秩序的不满，并坚持以唯物史观对各种抽象伦理原则发起批判。在当代法国政治哲学中，毛泽东是一个多元的形象，并非只是来自东方和异质性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或哲学方法论，而是指代了不同历史时期法国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特定目标。在至今仍然如雷贯耳的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家名字中，绝大多数都与毛泽东思想产生过(或仍在)密切联系，他们或是通过学术研究宣传过毛泽东哲学，或是亲自参与过毛主义组织，或是为毛泽东旗帜下的群众反抗运动积极奔走。例如萨特曾经是“革命万岁派”(Vive la révolution)等左翼机构的参与者，不断用他的世界性威望为毛主义期刊的编辑们提供支持，甚至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与妻子波伏娃一起上街散发进步报刊①。又如，阿尔都塞等直白地表明自己是毛主义身份的哲学家——作为早期毛主义组织UJC-ML的理论启发者，曾经匿名为“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nion de la Jeunesse Communiste Marxiste-Léniniste)的机关刊物《马克思列宁主义札记》撰写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该组织的多位领导人(尤其是罗伯特·兰阿赫)大多是阿尔都塞的学生或朋友②。阿尔都塞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科学)的辩护，使得结构主义不再被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等概念所困扰，也使得大量进步学生“涌向”阿尔都塞，包括乌尔姆俱乐部(cercle d'Ulm)的学生③。再如，福柯等在毛主义组织外围对毛泽东思想提供支持的学者。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法国进步运动对福柯的影响体现在，法国毛主义政治犯对拘留条件、政治和一般法律的绝食抗议，使得福柯开始关注监狱问题，并且最终和德勒兹(Gilles Deleuze)、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和纳凯(Pierre Vidal-Naquet)一起成立了“监狱信息组织”(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④。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福柯对左翼哲学家的支持和保护，他在文森大学任哲学系主任时所聘任的毛主义激进分子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是至今仍活跃于欧洲的左翼“四大好汉”。其中，巴迪欧的毛主义政治实践经验极为丰富，在1969年脱离社会党后，与出走“无产阶级左派”的娜塔莎·米歇尔(Natacha Michel)、席尔万·拉撒路(Sylvain Lazarus)等人成立了毛主义组织马列主义共产同盟(l'Union des communistes de France marxiste-léniniste)。他坦言，哲学在其政治主体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萨特是他的第一个路标(balise)，但是他的政治主体性是与现实事件相关的(如阿尔及利亚战争、“五月风暴”“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事件对他所要坚持的“真”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准确地说，巴迪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在后1968时代对毛主义的复归⑤。而与他同一时代的朗西埃，虽然方法论未必一致，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却是其半个世纪来最为鲜明的政治哲学特征。 一、阿尔都塞：《矛盾论》的结构主义嫁接 毛泽东思想首先引起法国政治哲学家关注的，并非是某种与中国传统相关的东方特质，而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一方面，这与毛泽东带给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初形象有关。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毛泽东哲学文本的翻译出版⑥，使得毛泽东思想摆脱了某种异质的东方符号(例如孔子之于启蒙政治哲人)，成为能够直接与现代政治实践衔接的理论。对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毛泽东是“新列宁”，是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时是一位天才的政治战略家⑦。另一方面，这与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需求有关。在理论上，战后受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学者，不论是为了法共的政治宣传，还是为了捍卫唯物主义，都急于对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和《巴黎手稿》译介以来的黑格尔主义进行清算。而毛泽东的矛盾论正好符合这一理论需求，能够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遗产的断裂”⑧。在实践上，在与戴高乐政府对抗中处于弱势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理论与策略、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而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⑨正好符合这一实践需求。如果说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科耶夫和伊波利特的黑格尔哲学研究，让法国知识分子开始辩证地、而非实证主义地看待政治现象，那么毛泽东的辩证哲学则促使法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方法论到实践指向都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在熟练引用《矛盾论》的哲学家中，阿尔都塞和巴迪欧较为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引用的意图和落脚点。 首先，《矛盾论》介入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激励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知识界，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不仅是一个学术之争，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是生死攸关的”的重大问题⑩。这是因为原先那种黑格尔主义的解读不仅会使得人臣服于冷战后西欧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合理性，而且会使人囿于历史规律的教条而畏惧投身于可能“尚未成熟”的革命实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阿尔都塞借用毛泽东对矛盾的不平衡性的论述，一方面试图说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结构的改造而非“颠倒”，另一方面试图打破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等唯心主义教条，以启发马克思主义者去发现矛盾运动的多元决定的本质。当然，这种借用要在远离中国上万公里的资本主义的法国产生影响，首先需要对毛泽东的矛盾理论进行有效的澄清和辩护。阿尔都塞尤为关注矛盾的不平衡的发展(développement inégal)。在他看来，这是列宁和毛泽东的原创性概念，正确地解释了社会形成过程中多元决定的特征，并展现了历史真实(historique réel)的结构中共存着前进、后退、生存、发展的不平衡(1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在着的各种(发展的、生存的、意识的)不平衡，实际上说明了没有一个矛盾可以单独地发展，在不同时空的矛盾不平衡运动促成了多元的社会发展方式(12)。他甚至认为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哲学笔记》和《矛盾论》)已经“在形式上已经相当完善”地解答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别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特性，以至于当代法国学者只要进一步思考、追根究源和加以发挥就可以了(13)。当然，时人对外来的毛泽东辩证哲学的责难对阿尔都塞形成挑战。针对毛泽东忽视一般矛盾运动的批评，阿尔都塞的辩护是：毛泽东所研究的对象并非是“只有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而是“包括许许多多的矛盾”的整个社会，同时革命实践的情势和时间也不允许脱离具体社会的抽象研究(14)。针对一些人对“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原则的黑格尔主义误判——似乎毛泽东所说的普遍性“需要有一种附加普遍性才能够产生出特殊性”，阿尔都塞的辩护是：毛泽东所说的“特殊性普遍地属于矛盾的本质性”并非是普遍性的前提，而是针对作为普遍性抽象化或产生哲学的(意识形态的)欲念，强迫其回到具有科学特殊性的普遍性地位(15)。阿尔都塞甚至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之间的断裂，不断试图将毛泽东的矛盾特殊性概念嫁接到社会作为结构的复杂统一体的论述，并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毛泽东1937年的论文中已经再也找不到黑格尔范畴的“丝毫痕迹”了(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