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3-0005-08 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既要有革命理论，也要有历史知识，否则不可能取得胜利。①为此，在读史、论史和用史过程中，毛泽东重视以中外历史关照中国革命，据以总结并交流革命经验教训、镜鉴或提供革命发展模式、确认或创新革命方法路径。②就其逻辑理路而言，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既与历史学家们钟情于历史史实的钩沉探寻不同，又与哲学家们对历史展开的哲学思辨有别，而是立足实践需要，从微观历史的特殊性出发，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历史规律或科学方法，据以指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基于此，毛泽东的历史观往往具有典型的政治实践性特质，此点尤为彰显于读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下称“《党史》”)的过程之中。本文拟以此为中心，就毛泽东政治历史观生成逻辑做简要论述。 1938年《党史》的问世，曾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盛事”③。基于内外多重力量以及相关诉求的共同作用，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以及联共(布)的兄弟友党，中共有义务也有必要学习宣传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圣经”④。然而，仅就对待《党史》的切身态度而言，相较于斯大林专注于据此推进俄国革命建设经验的国际化⑤，毛泽东自延安时期即特别强调要“以中国做中心”，学习《党史》“告诉我们”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方法论⑥。因此，但凡论及《党史》相关内容之处，毛泽东热衷于揭示其在宏观社会历史时间维度中的“理论与方法”或“经验与启迪”，极少就微观物理时间发生的历史事件展开具体论析。其中若有例外，当属在1942年“延安干部会”上阐述过列宁早期从事宣传工作的相关史实，但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把握“列宁的精神”⑦，藉此做好党内反对党八股的工作。此外，无论是寻章摘句还是抽象演绎，对于《党史》中的史实性内容，毛泽东多系立足于两个维度加以精要概述，即“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⑧，《党史》“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⑨。若是再有述及，最后仅剩下诸如“结束语第几条所说的那样”的历史表达⑩，而个中不但看不到联共(布)历史史实，而且无一不指向对俄国革命经验的直接转述以及历史诠释。 既然如此，那么在毛泽东的“历史”视域中，《党史》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它又应当成为什么呢？1939年5月20日，基于开展党内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需要，毛泽东在动员大会上将《党史》确定为党内需要长期学习的“学问”(11)。随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党史》又被界定为“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12)，毛泽东强调它应当成全党学习的“中心材料”，而且“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13)。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党史》在其提交的会议报告中，再次被确立为“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的中心材料(14)，并被用来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不仅如此，在1942年2月8日召开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还将《党史》结束语化作警示和区分党内外斗争及其方法的经验根据。(15)1944年3月5日，为了阐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等问题，毛泽东又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指示，强调要学习《党史》中的“世界革命的经验”(16)。及至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口头政治报告中高度评价《党史》：“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17)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上述有关《党史》的评定，不仅没有发生重大修改或重新表述，甚至还会同《列宁主义基础》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两篇论著，一并构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和“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结合”，作为新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核心内容，进而作为表达中苏“伟大的友谊”的鉴证，写入毛泽东纪念斯大林的文章(18)。由此可见，自延安时期以降，毛泽东所述及的《党史》历史内容及其彰显的价值诉求是多维的，但究其中心要点，始终专注于俄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等经验性内容，以及联共(布)践行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命题的普遍方法论。 言及至此，统观毛泽东对于《党史》的历史释读，确实“缺失”了最为基础性的内容——联共(布)历史史实。是无意中的忽视？是刻意的回避？抑或简单的省略？显然，这三者均不具备解释力和说服力。实际上，造成联共(布)历史史实“缺位”的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对《党史》采取了类似哲学家们的历史分析态度。因此，从本质意义上看，毛泽东在解读《党史》过程中的历史史实并未“缺席”，而是基于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实际需要，在抽象表达其宏观背景与微观史实的基础上，着重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本质规律和经验总结(当然也包括斯大林领袖权威建构的政治技术，以及苏共党内斗争的经验启示)的中国“在场”，以期借助于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实践化运动，为中共解决历史与现实问题提供一套系统化方案。若就其价值功能而言，经由对《党史》历史史实的凝练表达与抽象概括，毛泽东可以藉此超越一党一国以及一时一地革命实践、历史经验和方法理论的特殊性或局限性，转而从一般普遍性层面发现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普遍规律和基本方法。甚至，毛泽东还能够借此实现对于联共(布)党史的“历史”重构和创新表达，一方面在中共党内确立《党史》独一无二的文本权威，另一方面也据以创设一套契合自身需要和中共实际的党史解释系统，为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树立党的领袖权威、建构中共政治话语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奠定历史的、理论的和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毋庸讳言，毛泽东自延安时期以来对于《党史》的“历史”期待，确系从历史客观性和政治功利性的双重视角着眼，旨在据以丰富中共自身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思想。再就毛泽东的阅读行为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实践性阅读过程，既表征出创设具有客观现实性的政治策略与操作手段的可能，也彰显着中共领导人务实而又辩证的联共(布)党史观念。具体而言，前者典型反映于党的系列教育活动，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之中，后者集中彰显于中共历史经验总结，尤其是“党书”编撰方面。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毛泽东也许从未秉承过历史学家的研究理路，即从学理层面探究联共(布)“客观历史”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而是立足于满足或契合中国革命客观实际需要的政治发展维度，着力凸显甚至是放大《党史》的社会政治功能。换言之，毛泽东的本意并非是为了推动《党史》的历史知识或相关史实在中国的普遍认知或横向移植，借以简单地开展历史经验教育和实施政治理论教化，而是着意于通过一个政治实践性的历史阐释以及学习运动，来发掘它在宏观层面蕴涵的历史叙述功能和政治建构价值，据以关照中共的客观现实和折射中国革命的未来。更何况，《党史》也确实是一部源自联共(布)的经典的“政治历史”教科书范本，远非一般规范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而毛泽东所看重的也正是其中“集中了并以一般化了的形式表述了布尔塞维克党全部伟大的历史经验”(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