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覆盖:新中国70年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逻辑

作 者:

作者简介:
徐明强,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海淀 100084; 许汉泽,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徐明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许汉泽,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院聘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总结新中国70年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基层组织建设一直存在“扩大覆盖面”的主线。在垂直方向上强调“延伸到底”,在水平方向上强调“横向到边”,以此为基础嵌入社会当中,建立起紧密的政党—社会关系。网格覆盖、机构嵌入、功能拓展构成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具体实践机制。在新时期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既需要延续历史经验,同时也需要从“扩大覆盖面”转变为“提高组织力”,为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新的实践路径。


期刊代号:D2
分类名称: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19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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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9)04-0069-12

       一、问题的提出

       “政党—社会”关系一直是政党政治研究的重要话题。迪韦尔热根据政党的产生条件、资源状况将政党划分为议会中产生的内生型政党和议会外产生的外生型政党。[1]63-71内生型政党是资源和权力的掌控者,对民众的人力和财力支持依赖程度较小,这种政党倾向于形成党员人数少、组织松散的精英型政党。外生型政党大多面对强大的现存体制或外来侵略势力,需要动员社会民众获取强大支持,一般倾向于形成党员人数众多、组织结构严密的群众型政党。在取得政权后,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很大差异。精英型政党的发生逻辑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政党的主要功能在于推出候选人、组织选举,不会强力介入到社会当中,因此与社会的关系整体上呈现出松散联系的状态。群众型政党的发生逻辑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在夺取政权后,执政党在“党治国家”的逻辑下,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网络体系,全方位介入到社会当中,与社会建立起紧密联系。[2]186-187

       在这两种维度的综合考量下,帕尼比昂科根据政党的合法性来源(合法性内在与合法性外来)和发展方式(制度化水平高的渗透与制度化水平低的扩张)不同,将政党划分为四种类型。[3]70-72其中,共产主义政党由于具有合法性外来、组织建设制度化水平高的特征,被划分为第一种类型,工党与宗教型政党、英国保守党、日本社会党和德国基督教民主同盟在合法性来源和组织建设制度化水平上各有差异,因此被划分为其他不同的类型(参考图1)。

      

       图1.不同政党类型划分图示

       这种类型划分比较符合历史发展逻辑,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共产主义政党历来重视组织建设,“组织问题”一直是共产主义政党的核心问题。1847年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其《章程》第五条中就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系统。[4]26,210因此,艾伦·韦尔认为,强调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型政党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精英型政党的重要特征。[5]84中国共产党也具有较为明显的群众型政党特征,其合法性来源于近代以来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活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6]。在组织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就将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取得政权后,中国共产党也一直致力于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扩大党组织覆盖面,建立起紧密的政党—社会关系。

       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化方式建立政党—社会关系,当前学界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对象上,这些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分析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社会的整合。例如,徐勇提出“政党下乡”的概念,在他看来,对中国乡村治理而言,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7]吴素雄以铜山县D村为例,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向乡村社会渗透的基本轨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渗透既具有西方的共时特征,又具有传统的历时性质。[8]在城市空间内,郑维伟分析了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群众组织(如共青团、妇联等),以政治动员的方式,逐步将具体制度嵌入社会、统合社会。[9]二是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市场力量的统和。例如,迪克森提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私营企业主之所以更多地关注地方事务和程序问题,而非抽象的公共、政治与社会权利,原因在于政党国家采取了有效的吸纳战略使得私营企业家成为体制的伙伴。[10]弓联兵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之后政党对私营企业的政治吸纳过程,认为政党只有回归社会、转化功能,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与社会的密切联系,获得社会的有效支持。[11]景跃进则从组织建设的维度,考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面临的挑战,并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多元社会的组织技术类型分为转型、吸纳和渗透等三种不同的方式。[12]

       现有研究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化建设的认识,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些研究都倾向于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党组织的制度化建设看作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割裂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实际上,这些看似不同的状态存在一以贯之的实践逻辑,并不能简单割裂开。二是现有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制度化建设的微观机制分析并不清晰,无论是针对改革开放前的“政党下乡”,还是针对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吸纳”,都是较为笼统的概念,对中国共产党“如何下乡”“如何吸纳”,如何建构起紧密的政党—社会关系,其前提性条件何在,都存在很大的模糊之处。

       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经验发现,“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五大建设”的重点内容,[13]20-23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扩大组织覆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主线。在政党与社会关系上,通过组织覆盖的方式将基层党组织嵌入社会结构当中,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整合社会的前提性条件。为此,本研究从历史文献和统计数据出发,强调“组织覆盖率”这个基本变量,描述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纵向和水平方向上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本史实,总结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运行机制及实践困境,为新时期进一步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供政策建议和完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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