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成立，到1949年结束在大陆的统治，“中华民国”存在了38年，历经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38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38年却是中国近代历史发生剧烈转变的时期。“中华民国”上承晚清，下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由传统封建帝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过渡时期。作为距离今天最近的一个历史阶段，总结民国时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于推进当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拟通过梳理民国史①学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在总结民国史学科70年发展成就的同时，对进入新世纪以来民国史研究中出现的新趋势与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民国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民国史学科：缘起、建立与初步发展 1.缘起 早在民国时期，已有学人不囿于当朝人不作当朝史的传统古训，推出了一批至今仍有学术影响力的著作，如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鲍明钤的《中国的民治主义》，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杨幼炯的《中国近代立法史》，顾敦鍒的《中国议会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这些民国历史的亲历者们留下的学术著作，既是当时人留存的重要史料，也为后来的民国史研究提供滋养。 民国史作为学科研究的正式开展，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6年，民国史项目被列为“全国科学十二年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时候，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又向史学工作者提出重修清史和编写民国史的倡议，但因为极“左”思潮的影响与干扰，民国史项目一直未能正常开展。 “文革”前17年，民国史的研究虽然受到干扰，但是民国时期的原始档案资料整理工作并未停止。1951年2月1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成立了南京史料整理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专门负责整理南京国民政府遗留的各机关档案。自1951年成立至1963年，12年间南京史料整理处从南京、上海、北京、重庆、成都、昆明、广州等城市接收和初步整理出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权的档案约220余万卷，编制系统案卷400余册，专题卡片25万张。② 南京史料整理处成立后，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田家英等指导下，从1956年6月起设立史料编辑组，开始进行《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的编辑工作。编辑组组长为时任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王可风。《汇编》的编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强调编纂这些档案资料“应该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我们的选材是从旧政权档案中选取的，正为此，要用旧政权档案来反击敌人，而立场就非常重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才不会在选出的材料中犯政治性错误，编出的材料才符合人民性，也不致受旧政权的影响而迷失方向”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玉章、范文澜、刘大年等著名历史学家都强调“要研究近三十年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编写提上日程。当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人民革命斗争史，统治阶级的历史只能作为革命史的对立面而存在。“要用旧政权档案来反击敌人”体现了当时人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念下对于民国时期历史定位的思考。这些档案虽然以国民党政权为主体，但“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行政院的档案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一切措施，都从这里决策；在国民党财政部经济部的档案中，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地向人民搜刮，以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畸形发展；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文化特务如何绞杀进步文化。其他如资源委员会和善后救济总署的档案，都有大量的经济资料和蒋美勾结的资料”，而且“由于反动政权的反共反人民，所以从旧政权的档案中也可以看人民的革命活动”。④ 《汇编》的整理者创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史料编纂体系。作为一套大型的综合性资料汇编，《汇编》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分为了四辑：第一辑为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资料，第二辑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辑为抗日战争时期，第四辑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每一辑均根据政治、经济、外交等主题划分为若干类目，类目之下又根据所选资料的内容编排了若干项目、条目，构成了条理分明的“辑—类目—项目—条目”的目录体系。编选者还突破了“政治史”的狭义范畴，提出：现代史范围内的政治全貌“除了通过反动政府的政治活动来反映外，还要通过反动的军事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外交活动以及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来体现”。因此，《汇编》里面不仅包括有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类目，而且还收录了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的经济、军事、外交、文教以及工农学生运动等数个类目。这样的做法固然有当时特定环境下“政治挂帅”的考虑，但也为整合各种不同类型的史料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 《汇编》于1959年9月完成，共编为4辑224册，约2000余万字。当时限于各种因素，这套资料汇编只排印了100套，提供少数机构单位内部查阅。“文化大革命”前17年，“史学革命”兴起，“中国现代史”的重要性被提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真正学术研究的空间有限。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南京史料整理处搜集并整理编纂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成为“文革”前17年间推进“中国现代史”研究最主要的成果，为后来出版的《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提供了直接的底本。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