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五四形象变得愈加复杂。历史本身就是复杂的，所以必须赞同这种对于历史的多元化理解，“大启蒙”也许就是其中一种新的阐释理路。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笔者拟用近些年主张的“大启蒙”观念来观照五四，以便从历史细部去发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意义。 我们所说的“大启蒙”与“小启蒙”相对。所谓“小启蒙”，就是“十八世纪那场欧洲的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一系列跨文化的启蒙，五四新文化就是其影响的余绪。这场启蒙的核心，就是倡导理性，倡导科学，倡导人文主义，倡导进步。然而，发展到二十世纪，当今世界直面再一次启蒙之际，‘小启蒙’的缺憾却被显露了出来，最主要的就是由于理性而塑造的科学所带来的影响，如今一种冷酷无情的科技理性正在塑造着全球民众的生活，并且对人类的世界产生了禁锢与反制，当然一味的进步从而忽视理性的边界，也会让人类付出自然与文化的双重代价”①。与之不同，“‘大启蒙’就是要破除这种异化现象，让启蒙理性不再以理性为绝对中心，这就需要东方智慧来平衡西式启蒙的偏颇。说‘五四’激情大于理性，那是就历史实情而言，但是我们所说的‘大启蒙’恰恰是要找回人类的情感，以人情来对理性加以均衡，使得人类获得一种完整的‘情理结构’。所以说，未来的全球社会需要一种‘大启蒙’，这种启蒙既反对理性中心主义，又不流于唯情是举主义，而是走向了一种既合情又合理的新的启蒙通途”②。在五四阐释史上，李长之也曾从更为深入的理论层面，指出五四运动乃一场“启蒙运动”而并非文艺复兴，因为“启蒙运动的主要特征，是理智的，实用的，破坏的，清浅的”③，并由此将五四定性为启蒙运动，而且认定其精神内核是一种“清浅的理智主义”：“五四精神的缺点就是没有发挥深厚的情感，少光，少热，少深度和远景，浅!在精神上太贫瘠，还没有做到民族的自觉和自信。对于西洋文化还吸收得不够彻底，对于中国文化还把握得不够核心”④。这是较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的相对客观的评价。 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就是一种“大启蒙”，它尽管是一种后发的启蒙，但结合本土传统后，却可以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新的发展范式。中国启蒙毕竟是“中国的”启蒙。这就需要本土化的启蒙，要实现一种启蒙的本土化⑤。本文就是从这种视角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选取了陈独秀的“五四观”作为反思对象，以重新发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的发问 五四过时了吗?100年后我们再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其实80年前，该问题就被五四主将提了出来。在五四运动发生19年之后，即1938年5月15日，五四运动的核心当事人陈独秀就在重庆出版的《政治评论》上发表了《“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文章。此文开篇就指明了上世纪30年代末的思想状况：“有人以为‘五四’时代已经过去了，时代已经走到前面，人们的思想如果还停留在‘五四’运动时代，那就未免太落后了。”⑥可见所谓五四过时论，在80年前就已不过时了，刚过不到20年抛弃五四的声音业已渐起。然而，历史却不能如此观之，不能按照传统“进步观”来衡量，恰如启蒙运动一下子就影响了西方二百余年，历史发展是有进亦有退。 陈独秀以当时的历史见识，认定五四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尚要发展。但是五四过时论的错误何在?陈独秀的质疑很切实际：“要研究‘五四’运动时代是否过去，必须要明白‘五四’运动时代是什么一个时代，并且必须具体指出‘五四’运动时代要求的是什么，现在是否还有这些要求，如此则‘五四’所代表的时代性，和这一时代现在是否已经过去，便不致闭眼胡说的了”⑦。事实也是如此。某一个事物是否过时抑或超前，要看它是否能够匹配于当下的时代，特别是其中的诉求是否能够“与时协行”。那么，五四运动时代所要求的是什么呢? 根据五四发展的实情与自己的理解，陈独秀规定了所谓“五四运动时代”所要求的五个方面，其实也是他事后对于五四的整体理解。具体如下：第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卖国贼”；第二，“反对旧礼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解放、妇女解放，以扫荡封建残余”；第三，“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建设工业”；第四，“反对古典文，提倡语文体，以为普及教育和文化的工具”；第五，“提倡民权，反对官僚政治”⑧。我们可逐一来解析这被忽视的历史判断：第一方面最具针对性，反侵略与反卖国贼只是外化的政治行动，五四本身为爱国运动无疑，但这只是一个现实的起点，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才是内在的诉求。尽管“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在1925年才正式出场，五卅运动让“‘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传遍了上海的工人区和贫民窟”，而且“不到两年，这口号就变成了奉旨照准的标语”⑨，但在这第一次反帝高潮之后，陈独秀就接受了这种观念并以之来反观五四。由此，推翻帝国主义的主张才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当然这一主张乃是五四所有诉求的出发点。 概括来看，陈独秀认定，五四的基本诉求就是“反帝”“反礼教”“立科学”“新语言”和“推民权”。因此，第二个要求就针对儒家礼教而出，在解放思想与妇女的同时，也就是反封建主义的。如此一来，陈独秀就将“反帝”“反封”作为五四首当其冲的诉求，这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实情的。然而，无论是“反帝”还是“反封”，这都是要重估一切价值之后打破的对象。然后如何加以建设呢?于是，第三条和第五条主张，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民主，就是“赛”“德”两位先生。民众有了科学才不迷信，但陈独秀又把工业建设纳入其中，非常关注建国的经济基础。同理可证，民众有了人民权利，才能反对官僚所形成的体制，科学与民主一样不可少。比较特殊的是第四点，反对文言文，促进以白话文作为教育和文化普及的手段。这其实不是文学的规定，而是一种语言翻新上的规定，尽管这个诉求发自文学。把五四运动视为“中国文艺复兴”，道理也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