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觉悟到德性启蒙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五四时期的“打孔家店”始自陈独秀等人的伦理觉悟,继之以梁漱溟等人的德性启蒙,一破一立,相辅相成,代表了国人人伦道德现代转化和升华的新起点。他们所针砭的是儒家文化的病态和恶疾,所提倡的是以现代性为内核的新道德。当下一些提倡“国学”者认为“打孔家店”打错了对象,或归之为偏激的情绪化产物,实则是对历史的无视和曲解,很难说对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9 年 1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9)05-0075-07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9.05.010

       新文化运动在性质上是一个混合了欧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又夹杂有宗教改革因素和科学革命意味的综合性事件。作为核心论题之一,学界对“反孔”问题的研究就涉及思想启蒙、宗教人伦、文化复兴等诸多因素。由于这些因素与今天的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长期以来备受各界关注。不过,一些学者习惯于用“时代意见”取代“历史意见”①,“致用”胜过求真,迎合时代需要,结果模糊了历史真相,混淆了是非。这不仅对于新文化运动诸君子不公,也不利于客观地认识中国文化的利弊和进路。

       目前研究者较通行的做法,主要是依靠解读陈独秀、胡适等当事人发表在《新青年》等报章上的文本。这当然很重要,但有其局限性。与传统史学的“实录”不同,报章体文章带有一定的新闻色彩,要求聚焦社会动态和热点,偏重求新、求异、求变,文字富有宣传力。具体就“新青年”而言,他们这一时期发表的多是政论性文章,有强烈的即时性、针对性和说理性,并常带感情。作为史料,其长处是利于研究者从中认识快节奏的短历史、热历史,其难处是见木不见林,研究者不容易从中看出政论背后的事态、言说的语境和时人的常识。因此有必要拉长时段,重审和反思这段历史。一如历史上每一个事件的产生都有它的因缘,一百年前,“新青年”之所以“打孔家店”,也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和语境。“打孔家店”是先进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产物,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它标志着中国人在自我批判的苦痛中迈出了人伦道德自我提升的实质性一步。今日之是乃建立于对昨日之非的觉悟之上,这一步承前启后,为文化守成主义者的德性启蒙奠立了基石,为中国文化输入了现代性。今天,包括一些否定新文化运动者在内的人所认同的“国学”,其实是经过“打孔家店”刮垢、锤炼、磨光后的现代性国学。

       一、伦理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

       我们说“打孔家店”是国人自觉的产物,首先要知道“新青年”为什么要“打孔家店”。

       有人说新文化运动“打孔家店”打错了对象,因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其实不在儒表,而是在法里”。也有人认为“打孔家店”失当,指责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近年来“国学复兴”论者把国学衰落的原因归到新文化运动身上,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些说法其实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且有违历史实际。

       到“五四”前夜,中国传统文化与其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如说是国人难以承受的负担。其中,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兼具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地位,难辞其咎。关于“打孔家店”的起因,学界从儒学与民国初年的复辟、专制、国教运动等相关联的角度,已做了众多探讨②。若认为这些理由尚不充分,那么,不妨长时段地来看看儒学的表现。

       兹以新文化运动中首当其冲的“礼教”为例。顾名思义,礼教即以礼为教、礼的教育,也称名教(以名分为教),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先秦时期,提倡礼教者不限于儒家,但以儒家最具影响。孔子一生对周礼推崇备至,主张“克己复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强调以礼修身,以礼齐家、治国、平天下,以礼教化民众。礼教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众多领域,无不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故清代礼学大家凌廷堪总结说:“圣人所以教,大贤所以学,皆礼也。”③客观地说,中国被奉为礼义之邦,儒学贡献大焉,不可抹杀。

       以礼为教,初衷是使人彬彬有礼,由野蛮走向文明,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人伦社会。然而物极必反,礼教在明清时期走上了极端,扭曲了人性,产生了人不如兽、生不如死的恶果。礼教之病态,至近代尤为突出,其主要表现有二④。

       礼教病态之一:专制。从源头上说,所谓的君臣、父子、夫妇,对双方都有要求。《晏子春秋》说:“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经也。君令而不违,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贞,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质也。”⑤《礼记·礼运》将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等十项做人的原则称为“十义”,要求人人遵从⑥。正是从原初义上,陈寅恪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⑦。然而现实生活中,礼教却成了君对臣、父对子、男对女的专制工具,导致君权、父权、夫权绝对化,严重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即便所谓的明君圣主、名儒贤臣也不例外。康熙帝以尊儒重道著称,重视纲常教化,但他所看中的仅是臣下的忠诚。奕在倡办洋务事业时,也未忘以礼教为本,专门强调:“辨上下而定民志者,礼也。上下之分既明,则威福之权皆出自上,君君臣臣,国本固矣。”⑧曾国藩被尊为“一代儒宗”,他所理解的纲常也是单向度的,在写给长子纪泽的信中说:“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⑨他们把三纲上升为最高道德原则,强调的仅是臣、子、妻对君、父、夫的绝对服从。《礼记·曲礼》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礼教却成了制造不平等的渊薮、厉行专制的工具:“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夫之专制其家,鱼肉其妻孥,视若奴隶,恣其凌暴。”⑩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