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9)-08-0016-14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青年学生因不满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而走上街头，一起划时代的历史事件由此拉开序幕。100年来，以“五四”为主题的著作和评论可谓汗牛充栋①。五四运动的本质是反帝爱国，还是“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有严密组织的运动，而是许多通常具有不同思想的活动的结合，尽管这个运动并非没有其主流”(参见[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6页)。毕仰高指出，五四运动蕴含着“中国革命的思想根源”，“真正的五四呈现于各种思想观念或口号交织的场域里”(参见[法]毕仰高著，何启仁译：思想启蒙?五四精神的核心在于奋斗与牺牲，还是“德先生”与“赛先生”?五四健将们是摧毁中国文化传统的罪人，还是开创现代新传统的功臣?关于这一历史事件性质与地位的争论，似乎永远不会停歇。②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五四”何以成为并被视为一种“运动”?这种新型的政治行为模式对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社会变迁产生了何种影响?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五四”作为一场群众运动的重要意义③。这些研究就“五四”的“运动”特征提出了有价值的思考，但探讨的重点仍在运动本身，至于群众运动如何成为社会各界广泛接受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模式，尚有许多待发之覆。本文兼采概念史与政治史视角，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政治实践互动的角度对五四运动作出进一步反思，探究其如何在从“甲午”到“五卅”的“转型时代”发挥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使群众运动成为精英和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并与“主义”话语相互激荡，共同塑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现代性。套用“主义时代”的著名论断④，群众运动在近代中国兴起和盛行的过程，或可称作“运动时代”之来临。 一、“五四运动”的命名问题 按照辞书中的定义，五四运动之所谓“运动”，系指“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而规模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⑤。在中国古代典籍如《易经》《尚书》及其注疏作品中，都出现过“运动”一词，其意涵大体如字面所示，或指世间万物的变化过程⑥，或指个人身体的物理活动⑦。19世纪后半期，《万国公报》《申报》等中文报刊提到“运动”，大多也是指物体位置之变化或个人身体之活动，如“电气运动”⑧、“地球运动”⑨、“机器运动”⑩、“知觉运动”(11)等，群体开展体育活动的“运动会”也开始见诸报端(12)。 20世纪初，“运动”一词继续用于物理运动、自然运动、生物运动、体育运动等场合，这一时期出版的许多物理学、动植物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教科书，都设有专门章节介绍自然运动和生物运动的基本常识(13)。与此同时，该词的社会政治意涵也逐渐凸显。《绍兴白话报》专门刊文解释这个现代白话词汇，将其用作及物动词，表示对他人进行说服和动员：“这运动两字，不是讲身体的运动，是讲去运动别人，要他相信。或者想得名者，就装规矩的样子，好使人敬重他，或者想谋机会，就用讨好的法子，好使人信用他。”(14)《大革命家孙逸仙》记载，孙中山“以秘密会为运动之机关”，史坚如为惠州起事而“努力运动”(15)。《清议报》报道：“英人某售银货于韩廷，欲借以运动一切。”(16)这几处所谓“运动”，又有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奔走活动之意。英人在厦门创办的《鹭江报》曾将白莲教、哥老会等秘密结社以及“革命党”的有组织活动均称为“运动”(17)。 这一时期，“革命运动”“独立运动”等具有现代政治色彩的用法也开始见于报端，但使用频率并不高，且大多用于介绍各国政治局势，如俄国、土耳其之“革命运动”(18)，英国、日本之“示威运动”(19)。武昌起义后，以“革命运动”来描述本国政治的用法开始流行(20)。这些“运动”显然已经是指有组织、有目的的群众性政治活动。1903年拒俄运动期间，出现了“国民运动”的说法，由东京江苏同乡会创办的会刊《江苏》发表时评，称赞“对于俄约之国民运动”体现了“一种毅然独立之血诚”，此乃中国“前此未有之特色”(21)。但这一概念短期内并未普及，要到十余年后才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新青年》等报刊上。而在商业性报纸《申报》中，“国民运动”在1919年之前仅被使用寥寥数次，指称清末新政期间的立宪运动和民国初年的民众动员(22)。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有过形形色色的“运动”。梁启超于1922年发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的知识进化有三个阶段：最初从器物上感觉不足，遂有师夷长技和西书翻译；随后从制度上感觉不足，遂有变法维新和废除科举；最后从文化上感觉不足，遂有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译介和传播(23)。他所提及的三个时期，在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中通常被称作“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后作为经典教材广为流传的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辟有专门章节讨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立宪运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24)。这些运动的主体与性质各不相同，有政府主导的自强革新(如洋务运动)或制度变革(如戊戌维新运动)，有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启蒙(如新文化运动)，有各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抗争(如五卅运动)，也有革命政党领导的武力变政(如国民革命运动)。但在1919年“五四事件”之前和之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于“运动”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可谓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