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5939/j.jujsse.2019.05.ls1 独立自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它与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独立自主的基本含义是：对内，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寻找、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前进道路，并依靠本国的力量取得胜利；对外，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抵制共产国际和俄共(布)错误的思想与路线，正确地处理了美国、英国制造的一些重大事件，保证中华民族的利益不受损失与侵害。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了独立自主思想，才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保证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毫不夸张地说，独立自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足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基石。本文拟从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四个方面对此进行阐述。 一、政治上：寻找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找到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制定了适合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革命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既有国共两党的反复搏杀、生死决战，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和美、英等国的武力威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顶住内外的压力，认真分析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寻找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在与三次“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这一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解放战争中，独立自主地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彻底推翻了国民党统治。 (一)关于同盟军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到大革命失败，党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对农民运动和农民工作重视不够，开展不力。1926年10月26日，苏共政治局在得到斯大林同意后，通过了一份给中共中央的指示：禁止在中国开展对于资产阶级右翼和蒋介石的斗争，明确地反对发动农民运动。[1]153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会上指出：“解决土地问题当然是对土豪劣绅的最后打击。可是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取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2]81。因而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建立农民政权。陈独秀还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2]81甚至，中共中央在1927年5月下发的文件中，认为湖南农民运动是“农民幼稚的行为，决非共产党的行动”[3]262，而是未能实行中国国民党农民政纲造成的。这一切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大多数同志，尤其是总书记陈独秀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而且为维护国共统一战线，不敢发动农民运动。 这个时期，真正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重视领导农民运动的是毛泽东。他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1925年后，毛泽东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先后撰写和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的任务》等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初步提出了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1926年9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作序，序言的题目是《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其开篇即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4]37继之强调：“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4]38其结论是：“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4]39在这里，毛泽东指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7年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信给中共中央，认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5]180。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农民问题的中心是资本问题和土地问题，从而解决了无产阶级如何实现对农民的领导权这一重要理论问题。1927年3月，毛泽东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各种农民成分及其对待革命的态度，热情地歌颂了农民运动的功绩，批驳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与攻击，充分肯定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6]20。“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6]21“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6]21，因而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这样，毛泽东便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这一原理在中国革命中具体化了。正如西班牙作家费尔南多·克劳丁所说：这个报告“理所当然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活生生的全面的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紧密结合’。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不是墨守马克思公式的陈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基本部分即它的农村生活所进行的剖析和对它的能动性分析……这就是大写的中国革命，这个社会的母腹中诞生出来的革命”[7]19-20。十分可惜的是，毛泽东在中共“五大”上提出的“迅速开展农民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以挽救革命的建议”[3]261被陈独秀否决，未能提交大会讨论。后来，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其中把农民的作用说得一清二楚：“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8]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