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要放在中国历史文明传统里考察，但它又多了一层现代的特殊性，即面对西方文明入侵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中国成立70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制度传统的建立、贞固，具有更为深远的创制意义。这也是继西周分封制到秦以下两千年郡县制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伟大创制。新制度传统背后是新文明传统的逐渐成型，这将影响中国未来千年，同时也将给世界提供目前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这一新制度传统及其背后的新文明传统，深深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伟大文明传统，新与旧损益、熔铸为一而集大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两千五百年前孔子说周代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一世为三十年，百世为三千年，西周三千年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文明，一方面亦集中国文明古今之大成，是谓“古为今用”；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的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部分消化、吸收进而最终涵摄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是谓“洋为中用”，但皆以对“我”，尤其是对“现代之我”的自我完善为主，这是文明自信的重建。毛泽东当年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温故而知新，当有更真切的体会，尤其是在文明史的意义上。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一方面体现了《周易》乾卦以我为主、独立自强的“自强不息”精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坤卦向外学习的“厚德载物”精神，而不是对外封闭。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易》学强调“乾坤并建”①，新中国70年的经验显示，中国正是因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更自信地向外学习，显示出“中道”，从而在工业文明上实现赶超，更在新的数字文明的起点上与世界最先进者同步。 二、“元亨利贞”之持守“初心”：历史忧患意识与“可大可久之道” 理解新中国的70年，先要理解建党与建国。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全中国只有几十个党员。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正规军队。起义之时，全军计2万余人；之后，部队孤军南下广东，遭受国民党军队的截击，最后仅保存下来800余人。这支硕果仅存的队伍次年在朱德率领下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后，从城市转向农村，上井冈山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亨廷顿在其《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成功的政党在城市里诞生，却在农村里成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在各地建立红军。其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面对国民党的一次次“围剿”，却能不断发展壮大，达到30万人。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由于路线的错误而招致失败，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虽然红军三大主力经过长征后仅剩3万人，毛泽东却充满信心地对大家指出，红军数量虽然减少，但因为经历了各种磨炼，质量更高，力量更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学习战争，在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经历过一次次的挫折与失败，但都没有一蹶不振，相反，每一次都能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站起来，锻炼得更为强大。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建党28年、建军22年后建立了新中国，而新中国不断强大兴盛并持久葆有生机活力，体现出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 中国文明给人最直观的印象，一是大国规模之“大”，这是从空间上说的；二是历史文明连续未断裂之“久”，这是从时间上说的。中国文明在“时”“位”上大而久这一最直观的现象正蕴含着“大道”，即“可大可久之道”。世界史上独有中国文明同时具有“可大之道”与“可长可久之道”这两个面相。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周易》首卦乾卦，其卦辞“元亨利贞”正说明了其中的中国文明原理，“大”的原因同时也正是“久”的原因。“元”，表示元初、初心，也表示“仁”，表示德性之至善与纯粹；“亨”表示亨通广大，只有葆有“元”之纯粹善，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利”不是一己私利、少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广大百姓普遍的利益；“贞”是稳固持久。“元亨利贞”表示大而能久，是因为初心的善与纯洁。葆有初心之纯粹，虽开始力量微小，但由于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所以最终能壮大并持久。始终保持“初心”，正是中国共产党能由最初的微小规模，发展到今天的蔚为大观并具有持久性的根本原因所在。“元”之一点初心能发展壮大，不是一帆风顺的，更多的是要在忧患中，在艰难复杂的实践中经受检验。中国共产党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就是党和国家不断在忧患中成长、壮大的历史。这是深深扎根于中国文明的忧患意识。中国文化核心经典“五经”之一《周易》被认为是“忧患之书”，《周易》中的许多卦辞都是在讲如何在忧患中“进德修业”的原理，而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次次衰而复兴的历史。朝代虽有更替，但文明一直连续未断裂，即使经历了一次次忧患，总是能剥极而复，重新壮大而持久。 “元”是中国文明内部极为深厚、丰盈的主体性，“忧患”则正是主体性的表现。“中国”的概念，既是历史的又是文明的，文明的原理也就是人之为人之所在，即在于仁：天人合一，“天道”之“元”下贯为“人道”则为“仁”，或由一字之“仁”扩展为两字之“仁义”。“仁”这一文化价值落实到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则政治是仁政，是“设官分职，任贤使能”的儒家士大夫政治；商业虽然逐利，但“利者，义之和”，为富不仁是被批判的，“买卖不成仁义在”。仁义的文化价值理想是在具体历史中曲折而非直线展开的，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理势合一”。②历史之曲折性，也就是历史忧患意识之所在。就中国所具有的通史的通贯性来合而观之，中国人作为文明意义上的“人”与作为具体历史中的“人”是合一的。 三、从比较史、全球化的视野重新理解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