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一、丹尼尔·哈林学术思想及其影响 丹尼尔·哈林(Daniel C.Hallin)是美国著名新闻与传播理论家，主流政治传播理论和比较媒介制度研究在当代的代表人物。哈林20世纪70年代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求学，先后获得政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n，San Diego)传播系，是目前该系最为资深的教授。 哈林的学术生涯大致以世纪之交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20世纪80-90年代，他主要关注“媒介与战争”、“媒介与民主”等具体的政治传播相关议题，尤其关注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对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以及政治选举的报道。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断对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代政治史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做出阐释。在其出版于1986年的著作《未经审查的战争》(The Uncensored War)中，哈林将政治传播话语划分为三个同心环形的范畴：共识范畴、合法性争议范畴以及偏离范畴。通过这一框架，哈林得以对新闻客观性法则背后的政治生态做出批判性考察，进而剖析舆论变化的规律。 进入新世纪后，哈林的研究转向了更加理论化的比较媒介制度分析，尤其关注美国、西欧和拉丁美洲的媒介制度比较。他于2004年出版与保罗·曼奇尼(Paulo Mancini)合著的《比较媒介制度：媒介与政治的三个模型》(Comparing Media Systems：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业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这本书被翻译成9种语言，并为两位作者赢得了诸多荣誉。在这部著作中，两位作者对18个西方国家的媒介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为后来的媒介制度研究设立了一个包括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political parallelism)、新闻专业主义与国家角色；为媒介制度的政治语境考察设立了一个包括五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国家角色、民主制度类型、多元主义类型、理性—合法权威的程度，以及多元主义的程度。通过对上述框架的运用，哈林与曼奇尼提出了欧美国家的三种媒介制度模型：极化多元主义(以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为代表)、民主社团主义(以瑞士、德国、奥地利、瑞典为代表)、自由主义(以美国、英国、加拿大为代表)。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哈林和曼奇尼的比较媒介制度理论也受到了不少质疑，比如对传播技术的忽视，以及这一理论对非西方国家的适用性问题。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这一理论缺乏对中介变量的考虑，比如经济和文化语境。 近年来，哈林较多关注健康和医学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议题，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的学术论文。 二、战争报道与政治传播 丹尼尔·哈林的学术研究实践始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展开的大量关于越战新闻报道的实证研究。作为一位政治学出身的传播学学者，这一路径选择既有其现实原因，也受制于哈林在求学阶段所处的宏大历史语境。 常江：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的三个学位都是政治学的，这是您在80年代对战争报道产生了浓厚兴趣的主要原因吗？ 丹尼尔·哈林：恐怕更初始的原因是我的求学生涯。越南战争正胶着时，我在读高中，那时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也进入尾声，各种关于战争、政治、权力的话语此起彼伏，政治学前所未有地成为时髦的专业，我也很自然地对政治学产生了兴趣。我成长于加州湾区，并在伯克利读书，这是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中心。但我对政治的兴趣更多是学理性的，我不是很擅长参与社会实践。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对政治共识是如何达成的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想知道人们如何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见，以及究竟有哪些外部元素影响着这些意见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在读书期间，我参与了不少民意调查项目，这些项目几乎都是关于人们是如何理解自己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最终，我选择了有关越南战争的舆论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由于这场战争已经成为历史，我无法在70年代后期去做舆论调查，因此我转向了对越战新闻报道的资料档案的研究，这一选择最终使我从政治学走向了传播学，从实证研究转为历史研究。这种选择在当时是很罕见的，没有学政治学的人关注新闻媒体。但我却认为，要想搞清楚政治舆论是如何形成的，必须首先搞清楚人们如何获取信息，这一点至关重要。当然，我也很幸运，博士毕业之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突然有一个职位空缺，这个职位是传播学项目(当时尚未建系)和政治学系联合设置的，于是我就正式进入了这个领域。 常江：您选择越南战争作为自己进入传播研究领域的敲门砖，的确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将这场战争称为有史以来的第一场“电视战争”，电视媒体对这场战争的报道甚至影响了战争本身，甚至正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导致美国输掉了这场战争。但您在《未经审查的战争》中，却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观点。能讲述一下您的观点吗？ 丹尼尔·哈林：认为媒体报道导致美国输掉战争的论调其实主要是由政治右翼提出的，而那些人通常都支持美国打越战。他们认为，如果当时“过于”自由化的媒体报道没有损害国内民意的共识，那么美国完全有可能打赢。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在当时扮演的角色尤其被放大，观众正因日复一日地看到电视新闻画面中战争的惨烈景象，才最终站在了反战的立场上。对于这一论调，我想谈三点。第一，如果你仔细阅读了美国政府关于越战的各种决策性文件，尤其是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你就会发现，其实华盛顿的政客们早已明白美国是不可能以“可以理喻的代价”赢得这场战争的，无论大众支持与否、媒体拆台与否，战争都必然会输。第二，关于媒体于其中扮演的角色，分析了大量媒体报道后，我发现媒体在反战舆论的形成中更多扮演的是追随者而不是引领者的角色。也就是说，是一部分认清了战争必输的决策者为媒体报道设定了反战的论调，新闻媒体并不像很多政治右翼所认为的那样强大，根源还是在于决策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第三，具体到电视新闻，我也发现，其实美国主流电视网的越战报道也几乎没有怎样渲染战争的惨烈，大部分越战报道都是经过“消毒”的，而且在越战早期，大部分电视媒体甚至是支持战争的。要知道，美国商业电视是严重依赖观众和广告商生存的，所以电视不可能刻意去制造让人不舒服的局面。所有这些观察都表明，“媒体导致美国输了越战”这一论调是站不住脚的，这一论调体现了很多人对媒体功能的误解，甚至是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