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性中的“存在感”:经由直播媒介的人际交往与日常生活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丽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骆世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俄亥俄州立大学

原文出处:
新闻与传播评论

内容提要:

该研究立足于直播媒介的独特性,即“同步性”,从理论与经验的层面考察直播如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进而分析这种关系如何重塑日常生活。将主体诠释中不断浮现的“存在感”与同步性嫁接起来,并根据信息传递能力与反馈范围,将“存在感”概念化为基于直播媒介的同步性所生成的关系。它涉及三个层面:在一对一的互动中所形成的“个人关系”,指涉玩家与媒介人物之间亲密之感;当某位玩家成为直播间的互动焦点,众人的回应成为其声望、实力的象征,即一对多或多对一的互动中所形成的“表演关系”;在多对多互动中形成的“共享关系”,玩家只要涉入其中便无主次之分,分享共同的情感体验。研究还指出,直播媒介中的人际交往对日常生活的改变可用“直播化的日常”来概括。亦即,在直播间中生出的人际羁绊重构了直播玩家的日常生活,这体现在生活序列、生活构成,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9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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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19)04-0064-14

      DOI:10.14086/j.cnki.xwycbpl.2019.04.006

      一、导言:“直播”作为问题

      网络视频直播是指“依托网页或者客户端技术搭建虚拟现实平台,以主播(主要是草根达人)提供表演、创作、展示以及支持主播与用户之间互动打赏的平台,是一种基于视频直播技术的互动形式”[1]。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手机网民占97.5%,而真人秀直播用户规模增速达到51.9%[2]。另据艾媒网发布的《2017-2018中国在线直播行业研究报告》,2017年中国在线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98亿,至2019年预计用户规模将突破5亿[3]。也就是说中国网民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在线网络直播用户,其在受众基础上也不断趋近手机网民的总量。毫无疑问,极具潜在规模效应的直播媒介引得产业界人士的密切关注,而从产业管理角度对之进行研究也渐成主流。

      按中国最早的视频网站创始人刘岩的说法,视频直播行业有两条发展轨迹:一是从早期的聊天室而来,例如YY、9158等;二是从原来做在线视频的网站而来,比如“六间房(6Rooms)”。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两条轨迹的核心差别就是在线用户的规模。前者“本质上还是做少数用户之间的沟通和聊天”。后者“就是一个大的舞台,千万人进来。虚拟礼物不是我们发明的,之前在聊天室里就有,但‘秀场’模式是六间房缔造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行业”[4]。

      秀场直播的模式被视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启发”。“你当着10万粉丝的面给我送花,跟当着10个人的面感觉完全不同,咱俩之间开始形成某种关系……我们给大家制定这样一个机制,他们在使用的时候找到了各自的感觉,彼此会再互相强化,最后就形成了一种大的消费氛围。当然这要考验你的产品能力,要构建一种社区关系,这是基本功。你要在这里面构建不同的阶层,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且都有上升到更高阶层的可能性。”[4]尽管这番话是站在盈利的立场上来谈的,但是其中蕴含了“直播”不同于其他新媒体的独特性。第一,何谓“感觉完全不同”?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并发效应”,用传播学术语来说就是“同步性(synchronicity)”。“当着10万粉丝的面”意味着直播所带来的“感觉”绝非其他社交媒体的互动模式可比,众多的他人必须同时在场。诚然“同步性”指涉的是沟通双方话语轮次的时间间隔,直播媒介创造了一种沟通双方以及众多他人同时在场的同步性。第二,是“关系”而不是“内容”成为形塑直播媒介的核心。经由直播建立的关系也规定了新的礼貌策略(politeness strategies),并且它指向的是“各自的感觉”。亦即,直播媒介的使用与满足在这里并非强调某种分殊,而是被“同时找到”。第三,经由直播的交往“感觉”和“关系”的建立指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可以说,直播平台的信息流通方式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沟通情境:直播技术的可供性,使用户们同时交流成为可能,但这与面对面场景中的人际交往不完全类似,主播主要依靠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与观众互动,言语动作神情会被观众尽收眼底,而观众则是通过文字和礼物与主播互动;多人同时在线,为用户们(不论是主播还是观众)提供了一个“秀”出自己的舞台。因此,作为媒介的直播是在“一对多”的沟通情境上,又叠加了一层“多对多”的沟通情境,主播与特定观众的重点互动,又形成了“一对一”的传播实践。也即,主播与数量众多但特定的用户的即时沟通本身,也与众多其他用户发生着互动关系。

      结合传播史来看,“直播”的沟通情境是非常独特与罕见的。通常,根据传播活动中参与者的数量与交流互动的本质来划分,会有一对一、一对多,以及多对多三种形态。其中,“多对多传播的先例并不多。”[5]而整合两种以上传播形态的则更为少见,“二级传播”的观念可以说是对“一对多”和“一对一”传播模式的整合。延森(Klaus Bruhn Jensen)还曾将这三种传播形态与“同步性”和“异步性(asynchronicity)”进行排列组合,并在丹麦开展了网络用户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与传播行为调查,结论显示“异步的一对一传播”与“同步的一对多传播”是使用频度最高的两种传播模式。然而,同步和异步的多对多传播是最不受欢迎的传播模式[6]。那么,直播在中国,又何以使得最不受欢迎的传播模式彰显出崭新的媒介效应呢?

      鉴于此,“直播”的沟通情境实际上为我们考察人际交往的新型模式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案例。一方面,它强调“一对多”“多对多”“一对一”传播形态的整合;另一方面,这种整合的传播形态被严格地置于“同步性”的框架当中。这一在传播史和学术史上的稀有情况,却在现实生活中迸发出令人瞩目的传播力。因此,直播媒介的出现不仅为我们深化理解传播形态和媒介融合提供了可能,而且数字媒介变革的现实也推进这种理解的深入。

      将“直播”作为问题提出来,并非重蹈商业逻辑或产业管理的考察路径,而是聚焦于以其作为媒介的新型沟通情境,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传播这一视野来看“直播”为我们构建了什么样的关系?进而这种人际交往关系又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指涉两个层面的回答,首先在理论层面,直播的出现让我们对交往关系、日常生活的理解具有哪些新的可能;再者是经验层面,直播的介入究竟如何改变交往,又如何重塑日常生活。因此接下来笔者将首先对关键概念进行理论爬梳,紧接着诉诸经验研究,并使前后产生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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