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国民政府国防部于南京正式成立。作为国民党政权军事中枢，其成立对于当时国内政局影响不言而喻。然而学界对国防部成立的背景及此前军事委员会改组的历程鲜有专文深入探讨。有学者论述国防部成立，往往将其设定为在抗战胜利的大背景下，国民政府受“各方均有改革呼声”之推动而采取促进“军队国家化”之步骤。①这虽有其道理，但倘若只将国防部成立过程作如是归纳，则未免失之于简。 须知国防部由军委会改组而来，没有军委会的改组，国防部的设立也就无从谈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军委会体制行之有年，已然积重难返。从蒋介石对军委会体制真正产生动摇到下决心改组，显然无法一气呵成，相反充斥其间的是徘徊和反复，甚至不乏个人情绪化的偏执。改组自酝酿到实施，实际上跨越了抗战胜利这一历史节点。由此联系到蒋直至1945年7月份仍在估计“或可于三个月至半年之结束战事”，②可以说日本于8月投降出乎其意料，若以抗战胜利为节点，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的整个历程截然两分，实不利于了解国防部成立背景之全貌，从而割裂了历史的延续性。从军事委员会改组到国防部设立，实乃当时国民政府军事中枢一以贯之的演变过程，而军委会的改组则为国防部设立的背景。 作为战时国民党政权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无疑对军委会体制之存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作用。因之实有必要考察蒋介石对军委会体制产生动摇及决心改组的心路历程。 一、以陈代何：“局部树立基础” 1943年11月，蒋介石飞赴开罗，与英美领导人协商作战及规划战后国际秩序问题。在蒋看来，“开罗会议公报如期发表，军民精神为之一振，此乃为国家百年来外交上最大之成功。”③可是环顾战争态势，“就内在危机而论，则不仅未有减轻，而且益加深刻。”④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确实不少人“持敌之不来与盟军之胜利之观念”。⑤这种情况给国民党军对日作战造成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 蒋介石对此并非没有察觉，12月5日，也就是刚从其自认为取得“百年来外交上最大之成功”的开罗会议回到国内，审视战局，却苦恼于“军队空虚，官长不学，指挥无力，军政萎靡腐败难期振作，殊为前途悲而痛也。”⑥确如蒋氏所言，军事委员会的弊端突出，机构臃肿庞大便是“军政萎靡腐败”之最重要表现。据1943年末陈诚与时任铨叙厅长林蔚私下交谈时透露：“军政部本身六十六万人”。⑦中央军事机构人浮于事，尤其是最为庞大的军政部，“人员暮气沉沉，一切不易推动”，⑧从而造成军政废弛。“有人以征兵为例，除生孩子外，一切由军政部包办。此种政治焉得不乱，焉得不落后？”⑨ 至抗战后期，整个军事委员会骈枝机构过多，运转不畅，冗官冗费。据国民党军内部文件显示，至1945年6月，军事委员会所属机构(含军委会及部厅本部及各部附属机关)共有5800多个。其中军事委员会及部厅本部共有官佐22427人，士兵24579人，军委会各部厅所属厂库所局处等机构共有官佐170612人，士兵634547人，其中附属机构人员占95％。如果再加上行营、行辕、巡查团、服务团等中央派遣机构，绥署、边区、部管区司令部等地方机关，战区、方面军、集团军等高等指挥机关，则官佐士兵总人数将达到975697人。⑩在“军事第一”口号下，军委会实际职权更是无所不包，“上自国家军政军令，下到民间贸易运输，都在其管辖之内，蒋政权确已成为军事化的最高统治机关!”(11)如此庞大之机构无疑对战时偏居西南、财政支离破碎的国民政府带来相当沉重之负担。 机构的庞大臃肿也加剧了战场形势的恶化。军委会体制弊端与战争局势密切相关。在豫湘桂会战中，战场形势急转直下，一方面，军事机构的顽疾彻底暴露，用蒋介石的话说，“现在经过去年这样的危险艰难，我们一切缺点都已经发现出来。”(12)另一方面，高级将领对军事委员会体制的牢骚与不满也濒临爆发，弥漫着“今日中央之军令、军政，任何将领均无办法”(13)的气氛。不仅陈诚、张治中等如是抱怨，就连辅佐何应钦主持军政的政务次长钱大钧也认定此时“中国军队风气之坏已无可挽回无可补救。”(14)而这恰恰是迫使蒋介石意识到不得不改，进而尝试对军委会体制进行变革的重要原因。 彼时，何应钦兼掌军政部十余年，位高权重，“在国民党军事高级指挥人员中，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外，便是军政部部长权力最大。”(15)而抗战后期，战局不利导致各种深层矛盾更行激化，蒋介石也愈发对何不满，遂有走马换将之意，以期通过局部人事调整来扭转战场和军政上的颓势。为此，蒋介石于1943年末派林蔚先与陈诚私下接洽，意图以陈代何。 1944年4月7日，蒋介石亲自上阵，以“军政部腐败影响国际与军心”(16)为由相劝，期望陈诚接任军政部长。(17)然而陈诚却表示不愿就任，“各部队风气已坏，亦绝非局部所能解决。”虽是如此，陈诚亦未将接掌军政部的大门完全堵死。在陈诚看来，关于军政部人事问题，“如不调整，良心上过不去；如加以调整，事实上实多困难。”(18)因此，陈所设定的前提条件即“委座有决心先将军事机构彻底改革，不然任何人均无办法。”(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