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在国联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博弈，其结果是国联派遣调查团前往远东调查，日本又因调查报告书退出国联。国联调查团及其报告书在中日冲突和当时国际秩序演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既往研究亦集中于此。①但众所周知的是，国联正式宣布决定组建调查团是在1931年12月10日，距离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将近3个月，而调查团组建完成后前往远东地区更是到了1932年的春天。因此，有必要追问，在国联组建调查团之前，国联通过哪些渠道获知有关九一八事变的信息，即中国东北被日本占领后，国联和西方大国采取了什么样的信息搜集方式？在西方国家获悉有关中国东北的实地信息过程中，中国和日本是如何应对的？国联又是如何利用不同渠道获得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对国联处理中日冲突有何作用？② 基于上述考量，本文拟利用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英国外交部文献以及美国对外关系文书等资料，深入挖掘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到国联调查团组建之前，国联和西方国家搜集有关中国东北信息的渠道。首先通过剖析九一八事变后的国联论争来说明搜集信息的必要性，继之以英美及国联的中立观察员派遣来具体呈现九一八事变后信息获取的渠道，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中立观察员派遣及其信息搜集对国联处理中日冲突的作用和影响，从而梳理出中立观察员和国联调查团的内在逻辑关系，拓宽“国联与中日战争”的研究维度。 一、调查团和观察员：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诉求差异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很快就确定了诉诸国联和依靠国联派遣调查团等策略。张学良在9月19日致电外交部，表示“此际我方若直接交涉，尚难着手。应先电达国联，请根据盟约，召集行政院临时会议，讨论制止侵略办法，以维国际和平，且可唤起各国注意。日方或有所顾忌，不致再有进展”。③外交部回电告知已经命令驻日内瓦的施肇基将九一八事变“提出国联会”，并“分电驻签订《非战公约》英、法、美、义、德、比各使馆与驻在国政府，切实接洽探询其态度”。④关于具体解决办法，张学良向外交部建议，“第一，迅派干员实地调查；第二，告诫民众力持镇静；第三，勿局部交涉；第四，约外使会同国联代表实地调查”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亦向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致电，指示“应该接触理事会成员国代表，要求日本立即撤军，并参照前例(如：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等)，由国联派遣军事武官以监督局势”。⑥从张学良和王宠惠的电报中可知，国民政府的地方和中央都建议国联派遣人员前往中国东北，并始终未改变此一策略。 施肇基于9月21日根据国民政府指示，通过《国联盟约》第11条，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国联派遣调查团，并拒绝日本直接谈判的建议。⑦此后国联理事会在公开会议和闭门会议中反复讨论派遣调查团问题，其原因不外乎中日两国所提交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信息存在极大差异，以及原有通信渠道被切断，导致国联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方面，中日两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向国联理事会转交的来自本国政府的信息存在明显的矛盾，导致国联无法对九一八事变做出评判。国民政府在9月21日致日内瓦代表团的电报中表示“日军未受何种挑衅，有规模地向沈阳华军以野炮轰击，炸击兵工厂及兵营……沈阳、安东各地公共机关场所均被占据，交通断绝。对于此次暴行，中国兵民经政府训令毫无抵抗，免致情形愈趋严重”。⑧施肇基在9月22日的理事会中通报“日军不仅占领了沈阳，而且相继占领了营口、安东、长春等地，向吉长铁路派遣满铁从业人员，切断上述各地的通信机关，掠夺沈阳的张学良私邸，驻朝鲜的两个师团正向中国东北派遣之中”等。⑨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则认为“尽管中国代表主张本事变不是由于中国的挑拨而发生的，但是没有证明该主张的证据”，而且根据来自日本政府的信息，“事变的发生是由于中国军队破坏沈阳附近的日本铁路，少数日本守备队不得已拿起武器以应对破坏铁路行为”，同时指出“中国军队无抵抗的主张是与事实相违背的，仅长春地区日军的死伤就有150余人”。⑩英国代表塞西尔(Edgar Algernon Robert Gascoyne-Cecil)只能无奈表示“关于本事变的原因及范围等，中日两国的主张存在巨大差异，难以直接判定”。(11)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东北被日军占领，原有通信渠道被切断，也导致国联无法获悉当地准确信息。9月24日，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向日本驻法大使栗山茂指出，其没有收到法国驻沈阳领事发回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告，是否由于日军的检查造成了这样的结果。(12)施肇基亦向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James Eric Drummond)指出，“牛庄、安东及长春等处于日本支配下，通信邮局交通都被杜绝”(13)，“日本对在沈阳的外国通信员的电报发送采取了极其严格的检查，导致这些通信员不能提供充分的信息”。(14)日本驻国联代表也承认国联“各理事国关于现地缺乏明确的知识，如何处理实为疑惑……作为理事会，尽管有迫切希望，但无法采取充分积极的行动”。(15)
